曾在征剿林爽文起義時為閩浙總督李侍堯幕僚的史家趙翼，對此作了更為精辟的概括。他說：
“台灣不宜有亂也，土沃產阜，耕一餘三，海外科徭簡，夜戶不閉。然而未嚐三十年不亂，其亂非外寇，而皆內賊，朱一貴、林爽文其尤著者也。……漳、泉、惠、潮之民日眾，寄籍分黨，蘖牙其間，守土官又日削之，於是民益 輕視吏。及其樹幟械鬥，動以萬計，將士不能彈治，惟以虛聲脅和，於是民益輕視兵。”
對於台民“輕生好勇，慷慨悲歌”，敢於反抗的精神，乾隆帝是知之太少了。
乾隆帝判斷的另外兩個失誤，是低估了林爽文起義的勢力，誇大了官兵的軍威。他在指責閩浙總督常青“紛紛調遣，跡涉張皇”的諭旨中宣稱：“賊匪幺麽烏合，黃仕簡到彼，督率該鎮道，盡力堵禦，無難立就撲滅。”這真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簡直是胡言亂語。
林爽文等起義人員，絕非可以輕易消滅的小股“殘匪”之烏合之眾，而是經過長期醞釀擁有深厚群眾基礎的反清義軍。林爽文原是福建漳州府平和縣人，於乾隆三十八年十六歲時隨父遷至台灣府彰化縣大裏莊居住。林爽文趕過車，當過縣衙門捕役，但更多的時間是務農墾田，家產日益富裕。莊子距縣城二十餘裏，逼近內山，溪流交錯。乾隆四十八年平和縣人嚴煙到達台灣，傳天地會，林爽文待其為客，隨從入會。彰化縣的劉升、陳泮、王芬，諸羅縣的楊光勳、黃鍾，淡水的林小文、王作，鳳山縣的莊大田等，相繼入會。莊大田也是平和縣人，隨父渡台，初寄籍於諸羅，後遷至鳳山仔港莊，力農致富，周恤貧窮，以俠義聞於鄉，與林爽文時通書信，成為莫逆之交。天地會的影響迅速擴大，會員急劇增多。
與此相反的是官兵的實力卻在不斷減弱。此時，清在台灣設有總兵官一員，駐府治，副將一員，駐彰化，左營守備駐諸羅，右營守備駐竹塹，共轄兵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名。另有水師副將一員，統兵二千名，駐澎湖。台灣這一萬二千餘名兵士，皆從內地派撥，調自福建各營，三年一換，不用台民。台灣吏治敗壞，營伍廢弛，不僅府州縣官貪婪不法，總兵、副將等武官亦大謀私利，聚斂錢財。他們采取的主要斂銀手段是賣放戎兵，將大批兵士私遣歸返內地貿易，收受賄銀，留在台灣的兵卒，亦令其每月繳錢，聽其在營外住宿，“開賭窩娼，販賣私鹽”，“經年並不操演”，以致“存營兵少”，號稱額兵一萬餘，實僅有兵數千，而且，技藝生疏，怯戰畏敵。
乾隆帝要想以這衰朽不堪的幾千名弱卒，去打壓眾達數萬的義軍，而且要求立即撲滅，豈不是白日做夢。他這一決策的失誤，自然會嚴重地影響軍事進剿。
二、兩提督擁兵觀望畏縮不前。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即皇上看過閩浙總督常青第一次呈報台灣林爽文起義之折的第二天，福建陸路提督任承恩之折又送到京師。任承恩奏：彰化縣被林爽文攻陷，俟督臣到泉州時，“臣即登舟渡台”。“台灣賊即彰州頑民，屢次滋事，懇簡重臣到閩督辦”。乾隆帝沒有冷靜思考為什麽任承恩會提出請派欽差大臣的要求。須知，任之此奏，是擔有風險的，一則會被皇上認為自己無能，堂堂執掌一省綠營軍隊之大帥，竟然對付不了區區烏合之眾；再則也會開罪於頂頭上司閩浙總督常青，惹怒統率駐防八旗的福州將軍恒瑞，求派重臣來台，自然是意味著閩浙總督與福州將軍是屍位素餐，難勝敵軍，才有此請，這兩位大臣豈能不找機會對己報複？如果不是軍情緊急，台局危險，任承恩是不會如此冒昧的。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