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對征台之役，還做了如下幾個方麵的工作。其一，申斥恒瑞的增兵之請。參讚大臣、福州將軍恒瑞於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上奏：“現在賊勢甚大，各處占據。臣所領兵五千，僅能防守鹽水港等處，若欲暫守已經恢複各地方與接續後路，即需兵二三萬，欲搗大裏等處賊巢，亦需兵二三萬，方能集事。”乾隆帝閱過此折後十分生氣，於十一月初五日降旨，斥責恒瑞“少不更事，怯懦無能，是以遇事張皇，茫無定見”，著福康安即令恒瑞來京候旨。④。
其二，強調此戰必能獲勝之因。他以金川之役加以比較，詳述征台之役定能取勝。他說：從前平定金川，前後調兵十萬，“此次剿捕台灣賊匪”，福建前後調派滿漢官兵二萬餘名，廣東一萬三四千名，浙江、四川、貴州、廣西、湖南、湖北之兵一萬四五千名，加上台灣原設額兵萬餘，“統計已五萬餘名，兵力實為厚集”。況且金川係土司地方，“番眾久經生聚”，地勢險隘，碉卡林立，而官兵深入攻剿，直搗“巢穴”，展拓疆宇，隸我版圖，不過需兵十萬，即克奏朕功。今台灣本屬內地，林爽文等不過編戶細民，“糾眾倡亂，一時蟻聚”，且泉州、廣東義民，皆屬急公效義，“較之平定金川，難易奚啻倍蓰”。“剿賊製勝之道，全在主將之一心，如能立誌堅定，胸有成算，則運籌決勝，自當所向無前，將士等亦俱勇氣百倍”。若將兵之人，先就心存猶豫，中無把握，“即使增益多兵，亦難望其勇往得力。福康安當堅持定見”。
其三，籌集大量銀米。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初五日，乾隆帝下諭：台灣正在用兵，“所有軍需等項，動用較多”，著該部於鄰近福建各省撥銀三百萬兩，迅速解往閩省備用。不久，廣東省洋商潘文嚴、鹽商李念德等奏捐餉銀五十萬兩，山東、長蘆鹽商捐銀五十萬兩，兩浙鹽商何永和等捐銀七十萬兩，兩淮鹽商江廣達等捐銀二百萬兩，以供軍需及犒賞之用，乾隆帝皆降諭收納獎勉各商。他還降旨，於浙江、江西、江南、四川、湖廣等省派辦米一百餘萬石，運往福建，供應軍糧，救濟台灣災民貧民。
其四，嘉獎“義民”，招撫良民，勸散脅從。由於曆史的原因，移住台灣的粵民和福建泉州的移民，與彰州移民之間，隔閡較深，常起械鬥，林爽文起義後，粵民尤其是住居山毛一百餘村莊的數萬粵民，堅決支持官兵反對義軍。泉民起初也很少加入天地會，很少參加義軍，史稱“爽文本漳籍，故泉人不從亂”。義軍攻下彰化後，遣官來鹿仔港收稅，“泉民林湊等起義，一鼓擒之，故彰化海口未失，賊所畏惟泉人也”。黃仕簡、任承恩提兵至台，“泉人爭思助官兵殺賊，兩提督不知驅策，觀望逡巡，坐失事機”，故義軍乘勢“蠶食各村，脅其不從者輒焚掠，於是泉人亦弭耳附於賊。泉人附，而賊勢遂不可支，旬日十餘萬”。
乾隆帝雖遠在萬裏之外，且從未到過福建、台灣，但憑其多年執政的經驗和能力，很早就看出了爭取粵民、泉民的重要，把它當做摧垮義軍的必具條件之一。早在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他就指令閩浙總督李侍堯撥運大量銀米至台，賑濟貧民饑民，發給予林爽文部作戰的鄉勇義民，以免他們“去而從賊”或“窮極攘奪”。七月二十九日，他又諭軍機大臣：“白石湖山內賊匪，經徐鼎士等帶兵搜捕，並令兵役義民人等開誠撫慰，即有扶腋歸順者三千餘人，鹿、金包裏等處，又招出難民千餘人，俱經該副將送各莊安業，可見賊黨雖眾，如果能設法招徠，剿撫互用，無難即行解散。”
第三天，八月初一日，他再諭軍機大臣：“彰化等處賊匪屯聚，雖據稱有一二十萬人，但係被賊用威迫脅，勉強聽從，不過烏合之眾，今經藍元枚傳旨曉諭，即有民人從賊巢投出，自訴並非賊黨。該參讚詳加開導，諭以擒殺賊匪，立功自效，皆知歡欣鼓舞，共慶更生，是賊匪雖眾，易聚亦易散，若能設法招徠，自當紛紛投出，賊黨日就解散。”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