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更可能使福康安擔心的是軍隊的素質問題。加上新增之兵，官兵總數約為六萬名。此數不為不多。義軍雖號稱一二十萬人，實際上編成隊伍的士卒隻有三四萬人，其餘皆是會員及“附和之人”，僅在村莊活動。因此，僅就正規士卒的數量而言，官兵還超過了義軍。但是，這六萬名官兵，絕大多數是閩、粵、楚、浙、湘、桂等省的綠營兵，駐防滿兵不過三四千人，戰鬥力本來就不強，兼之，經過大半年的用兵，連吃敗仗，士氣更為低下。與兩年多以前征剿甘肅回民起義時的軍隊相比較，顯然平回之役的官兵更為精幹驍勇。當時，福康安、海蘭察用兵不及一月，即將回民起義打壓下去了。能夠這樣快取勝的原因固然較多，如決策正確、任帥得當，等等，而其中重要的一條卻是官兵的戰鬥力相當強。福康安統領之兵並不多，隻有一萬名，但素質較好，計有北京火器、健銳二營精兵二千，阿拉善蒙古兵一千，寧夏滿兵一千，“四川降番兵”二千，老教回兵一千及甘陝延綏之兵三千。他們打起仗來，奮勇爭先，奔馳射殺，猛不可當。
正就是由於征台之役的形勢是敵強我弱，所以，剛建功勳的福康安將軍才感到信心不足難勝重任，而向皇上呈交了如此“畏難”的奏折。
乾隆帝一看福康安之奏，十分驚訝，非常憂慮，大帥如此“畏怯”，焉能克敵製勝！此病不除，前途難卜。因此，他於八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連下三諭，詳述進剿必勝的原因，勉勵福康安勇擔重任。他於二十四日諭軍機大臣：前因常青等辦理剿捕之事，“怯懦因循，茫無成見”，故特派福康安前往更換，督辦軍務。“今閱奏到之折，看來福康安竟不免為常青所惑，略有畏難之意”。現“添調之兵，不為不多。況福康安帶領巴圖魯侍衛等百餘人，皆屬屢經行陣矯健可用，以如許兵力，而又得奮勇帶兵之人，更何必於此時先為鰓鰓過計乎”？福康安擔心義軍“滋擾府城”，實為過慮，現福康安與海蘭察等同往，“各路增調之兵萬餘，又已到齊，且有巴圖魯侍衛等百餘人”，豈有“慮其乘虛滋擾之理”？“福康安又何所顧慮而先存畏怯之意，甚不滿朕所望矣。福康安身為統帥，軍中俱視其意向，若先有示怯之意，則以下將弁等，更必心存懦怯，士氣豈能振奮耶？”“福康安務須堅持定見，胸有成算，相機妥辦，不可稍涉遊移。總之此事全在得其要，決機製勝，以期鼓勇直前”。“朕廑念軍務，早已通盤籌劃，今不妨為福康安明白宣示，使之安心”。若常青等仍前株守，“諸羅勢竟不支，甚或至台灣全部搖動，則其事必須大辦，且將調用京兵及各省兵”，那時自應令福康安駐廈門，俟大兵齊集，“再圖進取，必不令福康安止帶屯練兵二千冒昧前進，何必於此時先存疑難畏怯之見乎”。“福康安接奉此旨，更當安心鎮定，勉圖克捷，毋負朕委任之意”。
第二天，八月二十五日，他又降諭軍機大臣，除了論證進剿必能獲勝以外，著重談了對福康安的寵信和關懷。他說：“朕臨禦五十餘年，於一切重大事務，經曆不知凡幾，無不通盤籌劃，熟慮機先。今委福康安以剿捕之任，豈有令其冒險前進之理。無論福康安久經簡任，寄以股肱心膂，事無巨細，無不休戚相關，斷不肯置伊於險地，……豈有福康安為朕所親信倚任之人，轉不為之計出萬全耶！……朕之待福康安，不啻如家人父子，恩信實倍尋常，福康安亦當以伊父傅恒事朕之心為心，竭力奮勉，……一力擔當，若遇事輒先涉張皇，不特朕將何所倚恃，而伊亦將置身何等耶？”②。
乾隆帝這些推心置腹情深意厚的曉諭，使福康安消除了疑慮，增強了勇氣和責任心，迅速趕赴廈門，候風渡台，決心痛剿會黨，再為皇上建樹功勳。
二、調兵運糧傳授計策。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