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於乾隆帝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許多工作，才使《四庫全書》這一巨著得以編成，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當然，乾隆帝在這一偉業中也犯了不少的錯誤，做了一些蠢事和壞事，那就是他囿於統治者的成見，在收集典籍和編纂《全書》的過程中，對全國書籍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檢查，禁止、銷毀和刪改了大量所謂“悖逆”和“違礙”的書籍。據估計，乾隆時被銷毀之書多達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他還在編書過程中製造了幾十起文字獄。
二、文字冤獄的製造者。
清君由於是僻處邊遠的少數民族首領入主中原，又繼承了前朝的封建專製統治傳統，因此用以恐嚇、威懾、打壓持有異見或不夠溫順的官員與知識分子的文字冤獄，較諸以往王朝，就更為頻繁、更加殘酷、更無道理。康熙時的兩大文字冤案，都是針對作品中懷念明朝的民族意識而發生的。莊廷瓏署名編的《明史》，有指斥清朝的詞句，又奉南明弘光、隆武、永曆的正朔；戴名世著的《南山集》，用南明諸帝的年號，議論南明史事，皆被朝廷定成悖逆大罪，數百名有關人員被誅戮充軍籍沒。雍正朝雖隻有十三年，文字獄比康熙時還多，或因作者有反清思想，或因其人依附帝之政敵，而掀起大獄，嚴予誅戮。最大的案子是曾靜、張熙案。曾靜崇信清初著名學者呂留良，深受其著作反清思想的影響，指使弟子張熙投書川陝總督嶽鍾琪，勸其毋忘是嶽飛的後裔，應當起兵反清，書中還指斥雍正帝有弑父、篡位、逼母、殺兄、屠弟等罪行。事發之後，已故之呂留良被開棺戮屍，一大批呂留良的弟子、族人、親友被株連。
乾隆帝更擴大了文字獄的範圍，反清者懲，諷上者誅，連歌頌不得法者也被加上欺君大罪，就是一般詩文，也常因官府望文生義捕風捉影而被定成逆書叛案，少數歹徒更借此訛詐誣告良民。像安徽和州人戴移孝《碧落後人詩集》一案，作者係明末清初人，因其詩內有“長明寧易得”、“短發支長恨”、“且去從人卜太平”等句，遂被安徽巡撫閔鶚元定為“悖逆遺書”，上奏朝廷，乾隆帝諭令嚴查。閔鶚元會同兩江總督薩載上奏，擬將戴移孝之曾孫戴世道按“大逆知情故縱隱藏者斬律上處以斬立決”，其餘戴用霖、戴世法、戴世德等子孫曾孫照“逆犯子孫緣坐律”斬立決，家屬發給功臣之家為奴，財產入官。乾隆帝於四十五年七月十四日降旨：戴世道著即處斬。其緣坐之戴用霖、戴世德、戴世法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浙江仁和縣人監生卓長齡，生於順治十五年，卒於康熙四十九年，著有《高樟閣詩集》十卷，其子捐納州同卓征，生員卓敏、卓慎亦各有著作。因卓長齡等人詩內有：“可知草莽偷垂淚，盡是詩書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頭輕卸一層氈。”“發短何堪簪，厭此頭上幘”，等等字句，被閩浙總督陳輝祖定為逆書，並奏請按“大逆律”將已故之卓長齡等“碎其屍，梟首示眾”，其孫卓天柱等依“大逆正犯之子孫年十六以上皆斬律”斬立決，家眷依法嚴處。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