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乾隆帝的多方督促、鞭策和嘉獎，在全國收集了大量珍貴典籍，加上內府所藏，僅提供四庫館供編修之用需繕寫之書，就多達一萬餘種十六萬八千冊，確係“卷帙浩繁”，數量巨大。這為編纂巨型叢書《四庫全書》，奠定了雄厚的堅實的基礎。
其二，委任編書人員。乾隆帝精心挑選，組成了一個精幹的高水平的編纂《全書》的班子。乾隆三十八年初開四庫館時，他委任兼管禮部、兵部的大學士、軍機大臣劉統勳為總裁，設纂修三十員及提調等職。同月劉統勳奏：纂輯四庫全書，卷帙浩繁，必須斟酌綜核，方免掛漏參差，請用纂修紀昀、提調陸錫熊為總辦(後名總纂)，原派纂修三十員以外，“應添纂修翰林十員”。另外，郎中姚鼐，主事程晉、任大椿，學正汪如藻，降調學士翁方綱，“留心典籍”，應派為纂修。進士餘集、邵晉涵、周永年，舉人戴震、楊昌霖，“於古書原委，俱能考訂”，應請旨調取來京，令其在分校上行走(即擔任分校)，“更資集思廣益之用”。帝皆從其所請。他又以繕寫之書太多，諸總裁校勘者少，特派皇八子儀郡王永璿、皇十一子成親王永及侍郎周煌等校書。這些總纂、纂修、分校，多係海內名流學者，尤其是紀昀、戴震等人更係學識淵博的大儒，他們專在四庫館中潛心選纂，對這部巨型叢書的較快完成起了重大的作用。乾隆帝還委任大學士劉統勳、於敏中、舒赫德等軍國重臣為四庫全書總裁，而且又命畫有《長江帆影圖卷》的大畫家並“兼通天算”的皇六子質郡王永為總裁，乾隆帝還不時予以指授機宜，這樣一來，使編纂四庫全書所需的人員、經費，以及較好的工作條件，都可以得到充分的保證，在政治上、經濟上為完成四庫全書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其三，確定編纂方針、體例。乾隆帝多次下達諭旨，講述編書的方針、體例及應該注意的問題。三十八年五月初一日，他降諭說：“朕幾餘懋學，典冊時披，念當文治修明之會，而古今載籍，未能搜羅大備，其何以裨藝林而光策府，命四方大吏加意采訪，匯上於朝”，又命詞臣編校翰林署舊藏明代永樂大典，“芟蕪取腴，每多世不經見之本，而外省奏進書目，名山秘籍，亦頗囊括無遺，合之大內所儲，朝紳所獻，計不下萬餘種，自昔圖書之富，於斯為盛。特詔詞臣詳為勘核，厘其應刊應鈔應存者，係以提要，輯成總目，依經史子集，部分類聚，命為四庫全書，簡皇子大臣為總裁以董之，間取各書翻閱，有可發揮者，親為評詠，題識簡端”。
其四，優遇能臣懲斥劣員。乾隆帝對編修《四庫全書》的文臣，頗為厚待，尤其對學識高超及勤於任事之人更是格外優遇。像編修紀昀，被大學士劉統勳舉為總纂後，從《永樂大典》中搜輯散佚，盡讀各省進獻之書，編寫《四庫總目提要》，初擢侍讀，再遷翰林院侍讀學士，在文淵閣直閣事，進兵部侍郎，《四庫全書》修成後，更曆任左都禦史、禮部尚書、兵部尚書等要職。總纂陸錫熊，由刑部郎中授侍讀，後遷至左副都禦史。編修陸費墀因任四庫全書館總校，授侍讀，累遷至禮部侍郎。大學者戴震，僅係舉人，久試未中，被總裁劉統勳推薦任纂修，乾隆帝從其請，並於乾隆四十年特命其與會試中試者同赴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戴震於四十二年去世，乾隆帝讀其所校水經注後，問其下落，才知已故，“惋惜久之”。
乾隆帝以《四庫全書》是“以彰天下同文之盛”、“嘉惠天下萬世”之巨著，特別重視書的質量問題，多次親閱、檢查錯訛之處，下諭訓誡。他諭令都察院、吏部製定議處校書錯誤之官員的規定。都察院、吏部進呈擬議之法，規定對四庫全書的總裁罰俸半年，總校、分校、複校罰俸一年。他閱過此折後，認為此法欠妥，特降諭減輕總校等員處分說：校勘載籍與部院衙門辦事不同。部院事務由各司主稿，堂官總其成，遇有錯誤，司官處分自應重於堂官。至於校書之事，則總裁與分校、複校各官，“責成相等，其疏忽致誤，過失亦同”，且分校、複校、總校等官，偶或訛舛，尚有總裁為之勘核，若總裁複掉以輕心，其誤便無由改正了。“朕於進呈乙覽時，信手抽閱，魯魚亥豕之訛，不一而足，然皆朕披覽所及，其未經閱及者，訛誤尚不識凡幾”。“朕搜訪遺編，嘉惠天下萬世，總裁等理宜悉心校理，以襄右文之治，此而忽不經意，其過較分校等為重”。著令總裁罰俸半年，總校、複校、分校等官罰俸三月。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