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主義下，對抗將會消失”――列寧是指的在完全消滅了階級、剝削的完全成熟的社會主義社會裏，對抗將會消失。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概念裏，“對抗”是指階級對抗。例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就曾說過，“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這裏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裏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黑體係筆者所加）在列寧當時的概念裏，既然“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筆者注：譯為“社會主義就是階級的消滅”更確切明確），社會主義社會是消滅了階級差別，包括工農之間階級差別的社會，無疑，階級對抗必然消失。列寧關於社會主義下對抗將會消失的論斷，鮮明地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與曆史上一切階級對抗社會的本質區別。這就為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規定了一個質的界限。不過，列寧並未排除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可能出現的個人對抗問題。例如：在其名著《國家與革命》中，甚至還談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寄生蟲、老爺、騙子手等等‘資本主義傳統的保護者’”的可能性問題。
“矛盾仍將存在”――列寧指的也是在完全消滅了階級差別的完全成熟的社會主義社會裏，矛盾仍將存在。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明確提出在社會主義社會裏，而且是消滅了階級差別的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裏還會存在矛盾，這還是第一次。它表明列寧是一個徹底的唯物辯證法大師，他完全忠實於馬克思主義關於矛盾普遍性的原理和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並且把二者融合到一起，開辟了應用對立統一規律觀察人類社會的新天地，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嶄新分支――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理論的創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但是，列寧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並未展開進行過分析。對此列寧本人沒有作過直接的解釋。根據對列寧前後著述的初步研究，我們認為這是由於：
第一，列寧是一個有強烈實踐感的革命領袖，他從不願意對未來社會的實際狀況作沒有根據的揣測。列寧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論述，總的來說，沒有超出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描繪的圖景。十月革命後的第二年，當有人希望詳細評述完全的社會主義時，列寧斷然回答，社會主義將來究竟是個什麽樣子，什麽時候達到完備的形式，“這些我們不知道，也不能說”。
第二，蘇俄直到列寧逝世前夕，都處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並未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列寧本人始終是如此認識的。病重期間說“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隻是涉及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看法，即認為在經濟落後的小農國家裏，必須采取一係列特殊的過渡辦法，通過“迂回曲折”的道路過渡到社會主義，集中表現在提出一整套新經濟政策，並不表明列寧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社會目標作了根本性的修改。列寧並未經曆過社會主義社會的實踐，因而，也不可能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進行具體的分析。把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列寧對蘇俄實際狀況的分析和政策主張，包括新經濟政策時期的分析和主張，當做列寧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分析和主張，是不符合列寧本意的。
但是，由於當今世界上社會主義各國現實的社會主義社會都不是馬、列所論述過的那種實現了生產資料全部歸全民所有、消滅了任何階級差別、政治國家消亡了的完全成熟的社會主義社會，而是程度不同地存在著多種經濟形式，存在著階級差別，還必須保存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的政治國家，絕大多數國家經濟、文化還比較落後，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還在繼續建設社會主義。因此，列寧對於過渡時期矛盾的分析和政策主張，尤其是新經濟政策時期對蘇俄社會矛盾的分析和政策主張，例如關於工農關係、民族關係、工人階級與知識分子間的關係、工人階級與耐普曼即新資產階級分子之間的關係等等的分析和政策主張，對於我們分析現實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以及製定正確處理這些矛盾的政策，還是有直接的指導意義的。
二、斯大林時期在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理論問題上所走過的曲折道路
這裏，首先不能不涉及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社會概念的變化。
斯大林從1907年發表《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文起，直到1939年聯共（布）十八大召開之前為止，都是把建成社會主義與消滅階級差別聯係在一起的。最集中地闡述他的社會主義觀的，是他27歲時在格魯吉亞地下布爾什維克報紙上連載的那組題為《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論文。斯大林依據馬克思主義的著作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消滅了階級、消滅了剝削、消滅了商品和生產資料私有製，國家已不需要的社會，但是這時由於還會有一些不習慣勞動的分子，生產力還沒有足夠發展，還有“粗”工、“細”工之別，因而還不能實行“按需分配”的原則，而不得不暫時走一條“中間道路”。列寧逝世後，在整個20年代，他一直堅持這樣的觀點：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社會，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社會”；在這個過渡時期中，掌握政權的無產階級利用無產階級專政，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以便建立沒有階級、沒有國家的社會主義社會，或稱“完全的社會主義”。1928年12月，他在答複一個叫庫特謝夫的人的信件中明確指出，“我們常常說，我們的共和國是社會主義共和國。這是不是說我們已經實現了社會主義，消滅了階級，並取消了國家（因為社會主義的實現意味著國家的消亡）？或者，這是不是說在社會主義製度下還有階級、國家等等存在？顯然不是這個意思……這是從我們決心和準備實現社會主義，消滅階級等等的觀點來看的”。
1929年夏季，蘇共在斯大林領導下開始掀起農業全盤集體化和消滅富農的運動，在商品流通範圍內，也開始消滅私營商業。在國民經濟中逐漸形成僅有全民所有製和集體農莊所有製這樣兩種公有製的局麵。這時，需要有一種恰當的說法來表示這種變化。尋找這種說法，經曆了一個過程。從1930年到1936年做新憲法草案報告時為止，斯大林一直都在說蘇聯還處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處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同時，他開始提出現在的“過渡時期”，與前一段時間有五種經濟成分的“過渡時期”“根本不同”，是“新經濟政策的第二個時期”，也可以說“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期”。1933年1月，他提出的“已經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到1936年11月，他斷定蘇聯已“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然而，斯大林這時還沒有使社會主義與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和消滅階級差別脫鉤。他一再申明，社會主義社會還“未建成”，社會主義“隻有在比資本主義製度更高的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才能獲得勝利。即使是在宣布蘇聯已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的著名的憲法草案報告中，斯大林仍然指出，我們正向著建立“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前進”。1938年?96?2月，他在給一名共青團幹部的複信中，還談今後的任務是“建立沒有階級的新社會，即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
1939年以後，斯大林和蘇共開始逐漸使社會主義目標與消滅階級差別脫鉤。斯大林在1939年3月召開的聯共（布）十八大上開始大談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說蘇維埃國家的對內鎮壓職能已經消亡，因為再沒有什麽人需要鎮壓了。從這時起，“按人口平均的產品產量”、“勞動生產率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要求，被推遲到了共產主義階段，“無階級的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避而不提了〔注：聯共（布）十八大根據莫洛托夫報告通過的一項決議還捎帶提了一下〕。
1952年9月，斯大林發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以很大篇幅論述如何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問題。由此基本觀點出發，他要求使集體農莊所有製逐漸接近全民所有製，以產品交換製逐漸代替商品流通，要求限製並逐步縮小商品流通的範圍，特別是反對把生產資料納入商品流通的領域，嚴厲地批判了把機器、拖拉機和基本生產工具賣給集體農莊的主張。斯大林的這本書，是蘇共十九大的理論基石。在斯大林理論的基礎上，蘇共十九大通過的新黨章，第一次明確宣布，蘇聯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蘇共現在的主要任務是“從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最後建成共產主義社會”。與此相關聯，與十八大黨章不同，新黨章不再提“鞏固工人階級專政”，蘇共也被宣布為“工人階級、勞動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中思想一致的共產主義者所組成的自願的戰鬥聯盟”。由此，蘇共的社會主義目標正式與“高於資本主義的勞動生產率”和“消滅階級差別”脫鉤。蘇聯人民的任務，正式被宣布為建設共產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同時形成了一係列相應的理論觀點和實際政策。
究竟應當如何評價這項“脫鉤”，還可以進一步研究、探討，但是，長期的實踐表明，它造成了對社會發展階段的估計和黨的工作部署、政策超越階段和脫離實際，給蘇聯長期以來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社會主義理論本身的發展，帶來了嚴重的不良影響。客觀曆史發展的邏輯迫使蘇共在實行了這項“脫鉤”34年之後，又在1986年2月份召開的黨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上，重新把社會主義目標與高於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水平的勞動生產率、產品質量、生產效益和“無階級的社會結構”掛上了鉤。蘇共宣布，它現階段的任務仍然是搞社會主義，是“完善社會主義”，建設列寧所說的那種“完整的社會主義”（見蘇共二十七大通過的綱領新修訂本）。這是否定之否定，是在更高基礎上的肯定。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