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無論在“解釋世界”或是在“改變世界”過程中，都必須估計到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反作用。當著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築阻礙著經濟基礎的發展，或者新的上層建築剛剛建立，還不鞏固，還麵臨著國際國內反動階級顛覆的直接威脅時，當著不變更生產關係，生產力就不能發展時，還必須估計到上層建築的革新或維護，以及對生產關係的變更還起著主要的決定作用。這是曆史的辯證法。否定或者忽視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反作用以及在一定條件下的主要決定作用，則是曆史觀中的機械唯物論和形而上學。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革命實踐活動中，在搞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如果否定或者忽視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反作用，當著不推翻舊的反動政權，不摧毀整個舊的上層建築，不變更舊的所有製關係，生產力就不能發展，或者當著新的無產階級政權和新的社會主義公有製麵臨被顛覆的直接威脅的時候，還一味回避政治，熱衷於發展生產力，否定或者忽視鞏固政權和維護社會主義公有製主導地位的決定性意義，那就是一個糊塗蟲，就是一個庸俗的唯生產力論者。
第三，上層建築、生產關係的反作用，歸根到底是受到生產力發展程度和狀況的局限和製約的。正如馬克思所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上層建築、生產關係既不能落後於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也不能超越於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和水平。由於生產力的發展有一個逐漸積累的過程，生產關係和整個上層建築的改造隻能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逐步深入地進行。在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曆史進程中，既不能離開生產力的發展狀況，幻想一次完成整個上層建築包括意識形態和全部生產關係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一蹴而就，一勞永逸”，也不能把社會主義改造階段與社會主義建設階段截然分開。恩格斯在回答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製廢除的問題時說過：“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建立公有製經濟所必要的程度一樣。因此，征象顯著即將來臨的無產階級革命，隻能逐步改造現社會，並且隻有在廢除私有製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創造出來之後才能廢除私有製。”這也是關係到是否承認生產力對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具有最終決定作用的問題，關係到是否徹底貫徹唯物史觀的問題。
在辯證唯物主義的曆史觀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之所以是“科學的”，歸根結蒂是因為它是建立在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之上的，它把自己的社會主義理論始終與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相聯係。離開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來談社會主義，勢必要陷入空想和怪誕之中。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後，無論是政權的鞏固還是所有製的改造，歸根到底都離不開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並且歸根到底也都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當然，前後二者也有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關係。但是，從根本上說，主次本末決不可顛倒，顛倒了非翻船不可。
二、曆史
在國際社會主義實踐的70多年歲月中，湧現出了眾多才智超群、品德高尚、剛毅果斷，一心救國救民、富有大無畏精神和革命獻身精神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人物。他們是階級、民族的真正“精英”。他們在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艱難征途中，在對待和處理政權、所有製、生產力三者關係問題上，積累了寶貴經驗，同時有些人也犯有後果嚴重、令人痛心的失誤。現在，是從科學社會主義和唯物史觀理論的高度來加以認真總結和認識的時候了。
（一）列寧時期
列寧是第一個領導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進行社會主義英勇實踐的偉大革命領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泥沼中，由於沙皇製度的腐朽與無能和資產階級的軟弱與貪婪，人民群眾迫切要求解決的麵包、土地與和平問題一個也解決不了，俄羅斯陷入毫無出路的絕境。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保持政權就成為整個曆史鏈條中的主要環節。正是在這種曆史背景下，列寧鮮明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不弄清這個問題，便談不上自覺地參加革命，更不用說領導革命。”又說，“任何革命的最主要的問題都是國家政權問題。政權在哪一個階級手裏，這一點決定一切。”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毅然決定領導俄國工農群眾舉行十月革命，終於奪取了政權。緊接著為了擊敗國內外反動勢力企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猖狂武裝進攻，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提出：“一切為了勝利”，“一切為了戰爭”的口號，果斷地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和體製，集中了一切必要的人力、物力、財力為鞏固政權，贏得戰爭服務。1920年，當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地位還不甚鞏固時，黨內一些人提出了“國家工會化”、“工會國家化”、“生產民主”等口號，籠統地提出了一些“民主”、“自由”的要求，名為發展經濟，實則抽掉了黨的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在這種涉及無產階級政權命運的原則問題上，列寧斷然指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看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產任務”。
但是，在建國之後，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並且沒有直接麵臨被顛覆的危險的情況下，隻要有可能，列寧就立即強調要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和平經濟建設的軌道上來，並且號召“少談些政治，多談些經濟”。第一次是1918年春天。當時德國帝國主義趁蘇維埃俄國勢單力薄，悍然對其發動了軍事進攻。蘇俄被迫簽訂了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約。列寧那時就指望獲得一個喘息時機來進行和平的經濟建設，寫了《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提出了工作重心轉移問題。但是，這一計劃很快就被國內戰爭和外來軍事幹涉所打斷。蘇維埃俄國不得不全力以赴地投入為保衛自己而進行的生死搏鬥。1920年初，蘇維埃政權對波蘭作了巨大讓步之後，列寧又指望獲得和平，再次把和平經濟建設提到了首要地位。但是由於波蘭發動進攻，重心轉移再次未獲成功。直到1920年底1921年春在俄羅斯土地上完全肅清了敵軍，終於實現了工作重心由戰爭到和平經濟建設的過渡。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