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時期我黨曆史上三次“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曾經給中國革命事業帶來了巨大損失。尤其是在黨內統治長達四年之久的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幾乎使我黨我軍瀕臨滅絕的境地。教訓是極其沉痛的。這三次“左”傾錯誤的“左”表現在哪裏，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已有明確的結論和充分的闡述。這裏不再論說。現在我們隻想探討一下，這三次“左”傾錯誤的教條主義究竟主要表現在哪裏，就是說，究竟主要把什麽“教條”化了，從而脫離了中國的實際，招致了中國革命的幾度嚴重挫折。
眾所周知，毛澤東同誌對中國革命最有決定意義的曆史貢獻，就是帶領我黨我軍創立了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贏得全國勝利的武裝革命道路，並且圍繞著這條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提出了一整套理論、路線、方針、政策、戰略和策略，從而領導全國人民奪取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並且大大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三次“左”傾機會主義領導者們最致命的錯誤，就在於恰好相反，他們脫離我國革命的實際、我國的國情，否認或忽視我國農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主力軍作用，企圖走一條以城市為中心，從城市到農村的相反的革命道路。結果，都以失敗而告終。
那麽，在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有沒有關於在落後的農民國家裏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定要走以大城市為中心，從城市擴展到農村的革命道路的規定、論斷、原理呢？應當承認，找不到。相反，我們卻能找到另外的一些論斷、原理。例如，1848-1849年德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失敗後，馬克思總結經驗教訓時得出了一條重要的結論：“德國的全部問題將取決於是否有可能由某種再版的農民戰爭來支持無產階級革命。”後來，恩格斯還針對當時大多數國家農民還是人口、生產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的情況進一步指出，為了奪取政權，工人政黨“應當首先從城市跑到農村，應當成為農村中的力量”。列寧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期間，根據俄國的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封建農奴製的殘餘十分濃厚，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情，指出，俄國麵臨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特點是“農民土地革命”，在農民的俄國，“隻有農民起義取得勝利”，無產階級“才能不顧資產階級自由派內在的反革命性而把這個革命引向勝利”。馬、恩、列的這些論述清楚地表明，經典作家們根據德、俄等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實踐經驗已經得出結論：在通常情況下，無產階級在經濟落後的封建專製的農民國家裏要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達到完全的成功，必須首先發動廣大農民群眾舉行武裝鬥爭，奪取土地革命戰爭的勝利。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結論。他們雖然還沒有明確提出“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但是應當認為已為這一思想的提出奠定了理論基礎。
德、俄兩國曆史的演變並沒有像革命導師們所期望的那樣發生。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由於資產階級的怯懦，小資產階級的動搖不定和無產階級獨立政黨的不成熟，是由普魯士君主在1870-1871年的王朝戰爭和普法戰爭中建立了統一的德意誌帝國，自上而下地實現的，從此，德國就演變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俄國在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誕生之後，前後爆發了兩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這兩次革命都是以城市武裝起義為中心展開的。在這兩次革命中，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布爾什維克黨都發揮了先鋒和骨幹的作用，農民都有一定程度的發動，但是，整個來說，無產階級的覺悟性和組織程度還不夠高，布爾什維克黨的力量還比較單薄，農民起義都是零星的，分散的，沒有形成強大的、有組織的運動。革命主要都是依靠城市工人和士兵的罷工和起義。第一次革命由於資產階級的背叛、西方帝國主義對沙皇政府的幫助、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和大部分農民還跟著自由派資產階級站在沙皇政府的一邊，大多數士兵還幫助沙皇政府鎮壓工人罷工和起義，結果以失敗告終。第二次革命則由於資產階級和西方帝國主義為了繼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也站到了反對沙皇政府的方麵，相當一部分軍隊由於對沙皇政府的腐敗使俄國在對外戰爭中失利感到憤懣而參加了革命，結果，革命在幾天之內即獲得了“奇跡般的勝利”（列寧語）。當時，列寧還在日內瓦，許多重要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不是被關在監獄或者被流放在西伯利亞，就是被迫旅居國外。二月革命勝利後，列寧才回到了俄國。他根據革命後形成的工兵代表蘇維埃與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這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麵和在蘇維埃中真正的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代表隻占少數的情況，重新製定了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計劃。其核心，就是“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和在蘇維埃中實現真正無產階級的代表占據優勢。經過八個月緊張、艱苦的奮鬥，俄國無產階級又一次經過首都的武裝起義，終於奪得了偉大的十月革命的勝利，開創了人類曆史的新紀元。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