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上的曆史事實中，能否得出結論說，馬、列關於在經濟落後的農民國家裏無產階級要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達到勝利，必須首先到農村中去，發動廣大農民舉行勝利的土地革命戰爭的原理已經不適用，列寧後來已經拋棄了原先的看法，認為在這類國家裏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當走以城市武裝起義為中心，從城市向農村擴展的道路呢？絕對不能。列寧從未把俄國兩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具體道路當做落後國家無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的普遍道路來加以概括。事實上，俄國的兩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都是在沙皇政府的腐敗造成了俄國在對外戰爭――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的慘敗和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中的嚴重失利，從而形成了一種一觸即發的革命危機這樣一種特殊的條件下爆發的。而二月革命的勝利，則又是在前麵所述的那種特殊條件下取得的。它們都不是布爾什維克黨有計劃組織的結果。列寧曾公開承認，二月革命的發生是“出乎每個人的意外”的。當時，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並沒有牢固地掌握革命的領導權，也沒有實現把廣大小資產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麵來，發動和組織廣大農民舉行武裝起義，因此，革命勝利後，也不可能完全實現列寧原先擬訂的計劃，建立起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性質的單一政權。因此，根本不存在什麽馬列主義關於落後國家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要走以大、中城市為中心的武裝鬥爭道路的原理。至於把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以城市為中心的具體革命道路照套到中國的新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頭上來，那更是牛頭不對馬嘴。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