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世界上有些事情也非常可悲和可笑。當我26歲在最前沿，處於第一個創造高峰的時候，沒有人承認。我現在到了這個年齡，61歲，創造高峰已經過去，我55歲以上就沒什麽創造了，反而從1992年開始連續三年每年增加一個院士，這是很奇怪的。
——王選
王選，現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協副主席、北京大學計算機研究所所長。二十多年來，他所主持研究的漢字激光照排係統，使漢字印刷告別了鉛與火的曆史，步入光與電的時代，引發了全球範圍報業和出版印刷業又一場深刻的變革。漢字激光照排係統曾經獲得國內外二十多項重大獎勵，王選教授個人也先後榮獲首屆“畢升獎”、“特良德裏克技術應用進步獎”、“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科學獎”、“王丹萍科學獎”，並三次被評為北京市勞動模範，1995年被評為全國先進工作者。
王選教授是北大方正的開創者，他以敏銳的市場判斷力致力於技術與市場結合，遠大的學術抱負與追求產業進步結合，與方正集團的幹部員工一道闖出了一條產學研一體化的成功道路，被譽為“當代的畢升”、“漢字激光照排係統之父”、“中國現代漢字印刷革命的奠基人”、“中國迎接知識經濟挑戰的先驅”。
王選：我在五年前脫離技術第一線，一年來逐漸脫離管理的第一線，我已經61歲了。微軟的董事長比爾·蓋茨曾經講過：“讓一個60歲的老者來領導微軟公司，這是一件不可設想的事情。”所以比爾·蓋茨本人一定會在60歲之前退休。同樣，讓一個61歲的老者來領導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設想的事情。我是屬於高峰過去的一個科學工作者。有一次在北京電視台叫“熒屏連著我和你”這個節目裏，我們幾個人，被要求用一句話形容我們自己是什麽樣的人。李素麗的一句話我記得，她說：“我是一個善良的人。”非常貼切，她是一個善良的人，充滿了愛心，全心為大家服務。我怎麽形容自己呢？我覺得我是“努力奮鬥，曾經取得過成績，現在高峰已過，跟不上新技術發展的一個過時的科學家。”（掌聲）所以我知道自己是一個下午四、五點鍾的太陽；各位呢，上午八、九點鍾的太陽，這是本科生；碩士生呢，九、十點鍾的太陽；博士生呢，十點、十一點鍾，如日中天的太陽。（笑聲）那麽，一個快落山的太陽，跟大家講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奮鬥過來的體會。所以我從我一生中覺得重要的抉擇中，引發出一些話題跟大家來討論。
我第一個抉擇，在大學二年級即1954年進入北京大學的數學力學係。當時北大非常好，教我基礎課的老師都是非常優秀的老師。因此我受到很好的培養。北京大學應該繼承優秀教師講基礎課的這種傳統，他們是把心思放在教學上的。這第一步很好的數學基礎是我一輩子終生受益的。所以我經常給研究生講，在大學本科期間你不應該去問這個課有什麽用，這是對你一生知識的某種鍛煉，將來發揮的作用是難以估量的。我們到了二年級的下學期分專業――那時候有數學專業，搞純數學的；力學專業；還有計算數學――是剛剛建立的一個專業，同計算機是關聯的。好的學生當時都報到數學專業去，覺得計算數學這個專業跟計算機打交道沒有意義，很枯燥。當時卡片都是紙帶的，非常煩瑣，就這個煩瑣的東西，不見得有很多高深的學問，所以很多學生都不願意報。我一生中第一個重要的抉擇，是選擇了計算數學，正好趕上了計算機迅速發展的年代，這是我一生中的幸運，這個幸運跟我當初的抉擇有關。
為什麽當初選這個方向呢？我覺得我這個抉擇的一個重要的核心的想法是：一個人一定要把他的事業，把他的前途，跟國家的前途放在一起，這是非常重要的。我當時選擇這個方向，就是看到未來國家非常需要這個。我非常關注我們國家的科學事業的發展，我看到了十二年科學規劃裏，周恩來總理講了未來幾個重點的領域，包括有計算機技術，我看了以後非常高興，我覺得把自己跟國家最需要的這些事業結合在一起，是選擇了正確的道路。這是我一生中第一個抉擇，選擇了計算數學這個方向。
我在畢業以後就投身到硬件裏麵，在第一線跌打滾爬，滾爬了大約三四年之久。那個時候我忙的程度，可能是你們現在難以想像的。我最近20多年搞激光照排當然很忙，沒有休息。但那個時候忙的程度更加難以想像，每天工作都在14個小時以上，一年裏頭都沒有休息的。我們希望為我們國家計算機的發展全身心地投入。在第一線跌打滾爬以後我覺得我懂得計算機了。而我就納悶，為什麽看到國外有好的材料、好的設計，我們隻能停留在欣賞的地步，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創新呢？後來發現我不懂得應用，不了解計算機的應用，也就不了解程序。
1961年，在24歲的時候，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就是在有了幾年的硬件的基礎上，投身到軟件，投到程序設計。程序自動化――就是編係統――這樣一些領域來。而且是確實做了一個項目，做了一個大的項目，當時是5000行，今天做5000行算小得不得了的程序，在1962年、1963年，5000行的程序的確是大得驚人，好比現在的50萬行差不多――5000行的難度相當於今天的50萬行，因為沒有那麽多工具。
我專門投入到軟件領域，而且做硬件和軟件相結合的這種研究，它給我帶來的好處非常大，我豁然開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創造力源泉，很多新理論都提出來了。懂軟件的不懂得硬件，他認為計算機生來就是這樣的，不能去動它，沒法動的；而懂硬件的人，他不知道需求。兩者一結合以後，我就能夠在硬件上做非常靈巧的設計，可以使軟件的效率極大地提高。一旦有了兩種背景（跨領域的）以後，一下子就豁然開朗，我體會到美國控製論的提出者說的一句話，他講：“在已經建立起的科學部門間的無人的空白區上，最容易取得豐碩的成果；在兩個領域交錯的地方，最容易取得豐碩的成果。”我當時跨了這兩個領域，對我一生帶來了很大的好處。
當然，我當時設計的一個新的計算機自己覺得非常得意，比IBM的流行的計算機性能要高很多。當時因為我太年輕，不知道哪些事情在中國是能夠做的，哪些事情在中國是不能夠做的。中國工業基礎太差，你做了一個IBM不兼容的機器，但你不可能花幾十億美元的東西來上自己的操作係統，更不可能花幾百億美元的精力去做應用軟件，所以你一點點創新就變成一種禍害。因為我們沒有能力來搞不兼容的東西，也不應該這樣做，隻有在達到美國的水平後才可以做這個工作，才可以在下一代的芯片上來結合做新的機器設置。實際上後來，我差不多同美國人同時提出了某些新的思想，大概中國不能實踐它，也不應該去實踐它，所以我很快就放棄了這方麵的工作。
第三個重要的抉擇呢，是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我決定鍛煉英語的聽力。這個在今天毫不新鮮，大家每天耳朵裏麵聽RadioBeijng或者別的什麽，但在當時理科裏頭沒有什麽人來鍛煉聽力。我為什麽這麽做呢，因為我看英文的專業文獻，有的時候，覺得每個字都認識，每個語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覺得要做研究，必須要很快地掌握國外的這些資料，一句一句地看，沒法在裏麵很快地找到我要的東西，像看中文這樣――當然永遠達不到看中文的速度，總是達不到的。但是我的速度、反應能力總是提不上去。我忽然想起了，應該訓練聽力，因為訓練聽力，大家都有這個經驗，一句話聽不見，有一個字稍微打一個疙瘩，你後頭兩三句話都聽不見了，這對鍛煉反應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種做法。於是就聽，這是1961年的事情了。從1962年開始聽RadioPeking（那時候叫RadioPeking，不叫RadioBeijing，後來對中國的事情比較熟悉，不太過癮，就去聽外國的台，當然那個時候BOA是聽不見的，幹擾得很厲害，因為中文台和英文台是一個台，所以中文幹擾，英文也幹擾。隻有英國的BBC全部是英語台，沒有幹擾，所以聽得很清楚，聽了好多年，從1962年，聽了整整四年，一直聽到文化大革命。
但這件事情也是我一生裏頭一個重要的抉擇，鍛煉聽力給我帶來的好處非常大。當然從來沒想過要出國，因為我父親是錯劃的右派，怎麽可能出國呢，隻是為了工作。到了改革開放以後，大家紛紛出國了，我呢，一直忙著，假如說當時出國一年，或者出國兩年，做一兩年訪問學者，我想就沒有今天這樣一個結果，因為關鍵時候走不脫，一走整個隊伍就要散了。這是我第三個抉擇。
第四個抉擇是1975年，從事照排這個項目，采用了與眾不同的技術途徑。由於我有數學的基礎，又有軟件和硬件兩方麵的實踐，同時我又比較掌握英語（假如在文革以後，1979年一開始就考英語的話，我在北大也許是數一數二的，因為我已經有了聽力的水平，到現在我當然屬於中等或中上水平，因為我從來沒有在國外一次呆過一個禮拜以上，而且出國也比較少），在我作第四個重大抉擇，搞照排的時候，我按照習慣，做一件事情，總是先研究國外的狀況，熟悉一下最新的進展是什麽，所以我就著急看文獻。因為我不是中國最早搞照排係統，最早來從事淘汰鉛的這項工作的，我是第六家，中國已經有五家，他們都用模擬的辦法來解決問題。我去情報所看資料的時候，車費單位不好報銷的――我正在病休“吃勞保”，拿了勞保工資，隻有四十多塊錢，所以坐公交車到情報所就少坐一站，少坐一站就省五分錢。資料複印也不好報銷，就隻好抄，至少是個抄匠。
我看到的那些資料，基本上我都是第一讀者，――借雜誌都有登記的，所以我知道從來沒人借過。看了以後馬上就知道了美國當時流行的是第三代，數字存儲的，而中國隨便一家都是落後的、過時的，也看到正在研究的第四代――用激光掃描的方法。英語的快速閱讀能力在這裏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用激光束掃描的這種係統，碰到一個很大的難題：激光掃描的精度很高，不同的字有不同的點陣，大的一個字要由九百萬個點（3000×3000）組成，這麽多的字體這麽多的字號，每一個都要用點表示，信息量大得驚人，需要幾十億字節的存儲量。在美國沒有這個問題，他是26個字母，在中國來講，兩萬漢字是非常突出的問題。由於我的數學背景，很容易想到用一種信息壓縮的辦法用一種輪廓的描述、一種特征的描述來描述巨大的信息量。那麽，假如說是一個純粹的數學背景，要是他不懂硬件，也做不成這個事。當時的計算機，中型的，個子很大的計算機，速度還及不上286，如果用這種價格很昂貴的中型計算機把壓縮的信息恢複成點的話，要算幾萬個帕節，這幾萬個帕節運算量很大的，速度很慢，一個中型計算機隻能一秒鍾采測一兩個字，而我們要求一秒鍾采測150個字以上。如果是一個搞純軟件的人呢，他就會望而生畏，就此止步。而我由於有軟件硬件兩方麵的實踐背景，就會想到對這種關鍵性的操作、特別費時間的操作設計一個硬件，把它提高一百倍以上的速度，對於非關鍵性的操作用廉價的軟件來實現。這樣用軟、硬件結合的方法，很容易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可惜當時我是一個無名小卒，別人根本不相信。我說要跳過日本流行的第二代照版係統，跳過美國流行的第三代照版係統，研究國外還沒有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版係統。他們就覺得這個簡直有點開玩笑，說，“你想搞第四代，我還想搞第八代呢！”（笑聲）我從數學的描述方法來解決，他們也覺得難以理解。當時清華大學精密儀器係和長城光學所的一批權威都是在光學上非常出色的，這麽多的光學機械權威，所解決不了的（搞第二代非常複雜，動作啊，精度啊，要求非常高），這麽古老的問題，怎麽可能一個小卒用一種數學的描述，軟、硬件結合一下，就解決了？這不可思議。所以我被批判為“玩弄騙人的數學遊戲”，是不可信的。當時有一個偉大的發明家的一句話，一直鼓勵著我。美國或者世界上巨型計算機之父，西蒙·奎因，曾經說過，他在沒有成名的時候，提出一個新的思想，人們經常回答說：“can not do！”――“做不成的！”――對“can not do”的最好的回答就是“do it you self！”――“你自己動手做！”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