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思想中，“士”的價值觀念與“公民意識”最為接近，而中華民族的傳統思想中。更重視義務，而不是權利。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政治改革之前，所有共和國公民都知道有納稅義務，絕大部分公民卻不知道“納稅人的權利”。權利與義務嚴重失衡，為共和國的內部矛盾埋下了伏筆，甚至可以說是共和國內部矛盾的主要誘因。隻有與權利對等的義務，才能得到切實的履行。仍然以納稅為例，因為很多公民沒有享受到由合法納稅帶來的權利，所以偷稅漏稅不但不被當成可恥行為，還被看成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同樣的。隻有得到義務保障的權利，才能為每個公民所享有。
政治改革的主要方式就是用歸還權利的方法激發公民意識。
那麽，最應該歸還的就是“所有權”。
不管是財產所有權、還是土地所有權，歸根結底是“國家所有權”。也就是說，共和國是誰的共和國，是10億公民的共和國、還是少數當權者的共和國？毫無疑問，這個問題不能用語言回答，隻能用行動回答。因為人類的生產生活都得依賴土地，所以隻有確定土地所有權，才能確定國家所有權。
問題是，土地製度改革太敏感了。
就算王元慶在政治改革之初就有改變土地所有製的想法，也不可能立即實施。從某種角度講，即便此時，也不是改變土地所有製的最佳時機，因為與土地有關的利益分配並沒有達到最佳化。
對王元慶來說，沒有別的選擇。
10年來，共和國出台了很多法律，逐步放開了土地的使用與使用。比如在2030年通過了《土地流轉法》，確定了土地使用權與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法律地位，為後麵農用地進入流轉市場打下了基礎。又比如在2035年通過的《土地有償開發法》，最終消除了農用地與商業用地的限製，全麵放開了土地交易市場。從某種程度上講，這兩部法律已經在共和國的土地製度上打開了一個缺口。對整個政治改革而言，兩部與土地有關的法律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對共和國的社會變遷來說，這兩部法律更是意義非凡。別的不說，通過將土地流轉全麵市場化，為集約農業發展奠定了基礎，為城市化進程提供了最強大的動力。更重要的是，兩部法律對平衡土地利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不管外界怎麽看，在2030年之後，共和國的民眾、特別是3億農民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問題是，不管兩部法律多麽重要，都沒有觸及根本問題，即土地所有製。
按照兩部法律的規定，進入市場流轉的隻是土地的使用權，而不是土地的所有權。毫無疑問，這樣的法律是不完善的。在沒有解決土地所有權的情況下。不管兩部法律製訂得多麽完善，也存在巨大的漏洞。也就是說，如果政治風向發生轉變，當權者隨時可以修改兩部法律，利用土地所有權掠奪公民的既得利益。
到這一步，要改的就是土地所有製。
顯然，共和國的實際情況決定了改變土地所有製的艱難性。
如果放在10年前，恐怕很多人會把王元慶此舉當成“賣國行為”。當然現在也有很多人認為王元慶在共和國搞“顏色**”，隻是站在絕大部分公民的立場上，元首提出“憲法修正案”正是時候。
以往，製約土地改革的主要問題有三個，一是相對緊張的農業用地，二是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三是尚不完善的法律製度。由此三個問題帶來的現實情況是：為了確保全國民眾主要糧食供應，也就是主要糧食的產量，國家必須保證最低限度的農業用地，防止耕地挪作他用，也就得通過製度對耕地的使用方式加以約束；受土地使用方式的限製，以公共權力為核心的利益集團成為了土地改革的最大阻撓者，也成為了眾多相關改革措施的反對者；在政治體製尚待完善的情況下，掌握公共權力的既得利益集團也掌握了立法大權，使法製成為一句空談。可以說，在紀佑國離任之前，也就是在2017年通過的“四法案”之前，幾乎沒人知道該用什麽方法來解決共和國的內部矛盾。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