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的說，第二點就是“直選法”。
政治改革搞了10年，在實現了縣市一級代表直選之後，通過直選產生國家最高權力機構與最高領導人早就成為了全國公民討論得最多的話題之一。王元慶不失時機的提出“直選”，擺明想借此爭取全國絕大多數公民的支持。
問題是。“直選”並不是說句話那麽簡單。
早在2033年，也就是王元慶第二屆任期的第二年，就有代表提出，應該盡快強化共和國的“兩級議會”，為加大民主政治改革打下基礎。隨後就有代表提出了擴大協商大會權限範圍的法案，想借此提高協商大會的政治地位。當時讓外界不太理解的是，在推行“兩級議會製”的時機已經成熟的情況下，王元慶竟然無動於衷，沒有把代表的意見放在眼裏，也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因為隨後進行了幾項非常重要的改革，所以關於“兩級議會製”的討論也在當年偃旗息鼓。再也沒有人提起了。
直到這個時候，王元慶才提出了“直選”的解決方案。
按照他在“憲法修正案”中提到的相關條款，共和國的最高權力機構仍然是全體代表大會，隻是將對全體代表大會的組成方式進行全麵調整。以往的常務代表大會保留192個席位，其中30個席位歸中央，另外162個席位歸54個省級行政區，即每個省級行政區擁有3個進入常務代表大會的名額；全體代表大會的規模將大大縮減，代表人數減少到740人，其中270個席位由中央安排，另外470個席位仍然歸各個省級行政區。光看這些，會讓人覺得王元慶照搬了西方的民主議會製度。隻有看到細節，才知道，這是王元慶針對共和國的國情弄出來的議會製度。在所謂的“高院”中，中央的30個名額主要提供給國家領導人與中央政府，而各個省級行政區獲得的3個名額中，隻有1個名額由該省代表大會推舉產生，另外2個名額通過直選產生。在所謂的“普院”中，中央的270個名額除了提供給國家領導人之外，還可以用來平衡地區影響，而提供給54個省級行政區的470個名額則按各省在該屆選舉中的投票總數中所占份額進行分配。
因為與直選有關的法律需要單獨製訂，所以以什麽方式實現直選，還是個未知數。
當然，老百姓最關心的還有國家最高領導人的選舉問題。
雖然在絕大部分人看來，在共和國這種大國中，不可能通過“純粹的直選”來決定國家最高領導人，實際上也沒有任何一個類似的國家采用了“純粹直選”，比如美國總統選舉靠的是“選舉人票”，而不是“選票”。但是在已經公布的消息中，老百姓仍然發現了一些端倪，比如“國家最高領導人的選舉問題關係到國內團結”。按照很多人的猜測，王元慶肯定不會走“直選”的道路，也不會照搬西方國家的方法。事實上，用什麽方法選出國家最高領導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國家最高領導人將在共和國的未來政治生活中扮演一個什麽樣的角色。也就是說，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共和國政治體製中的地位將決定其產生方式。
看清這個問題，就不難猜測王元慶的安排了。
在某些“知情人士”看來。王元慶很有可能是共和國最後一任“強勢元首”，在他之後“元首”的概念將發生重大改變，至少在和平時期，共和國不會再次出現能夠決定整個國家命運的“超級領導人”，國家權力交給由選舉產生的“議員”，集體政治代替寡頭政治，成為新的政治風向標。
果真如此的話，國家元首肯定不會直選產生，而是間接產生。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