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其中任何一條理由都足以讓共和國當局置身事外。
事實上，這些都是大道理，而不是可以擺上台麵的理由。
在2042年11月，也就是內賈德險遭刺殺前大約1個月，共和國當局在“戰爭經費”與“庫爾德人安置辦法”上率先向伊朗發難，為後麵不介入伊朗內部鬥爭做了鋪墊，並且最終成為了共和國疏遠伊朗的重要理由。
“戰爭經費”與“庫爾德人安置辦法”既是兩個現實問題，又是兩個關鍵問題。
2041年底，共和國當局就公布了2041年8月3日第一次宣布停火之前的戰爭開支，總費用超過了50萬億元，其中按照國際慣例、需要與盟國分攤的戰爭費用為17萬億。次年年初，共和國當局就以外交照會的方式，向伊朗、伊拉克與敘利亞提供了“戰爭經費分攤辦法意向書”，並且在2042年2月初在共和國首都舉行了第一次四國外長、財長與防長（國防部長）聯合會議，商討戰爭經費的分攤辦法。
按照共和國當局發布的“意向書”，在17萬億由盟國共同承擔的戰爭開支中，共和國承擔51%，另外49%由伊朗、伊拉克與敘利亞根據在戰爭中所做的貢獻與戰爭損失分頭承擔，其中伊朗承擔21%、伊拉克承擔16%、敘利亞承擔12%。
可以說，這個分擔比例是比較合適的。在大規模作戰期間，敘利亞遭受的損失最為慘重，所以承擔的戰爭費用最低。伊朗也沒有對此提出異議，隻是認為伊拉克承擔的戰爭費用太少，應該與伊朗均等，既各承擔18.5%。毫無疑問，伊拉克不可能接受伊朗提出的分配方法。
四國部長會議進行了好幾輪，直到2042年8月國外長才在北京達成具體協議。共和國承擔54%、伊朗承擔19%、伊拉克承擔17%、敘利亞承擔10%。隨後共和國就與伊拉克簽署了一份單方麵協議，即在2050年之前，以政府擔保的方式，向伊拉克提供2000億元的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也就是說，共和國當局以變相的方式，為伊拉克提供了相當於戰爭開支1%的投資，以此彌補了伊拉克的損失。
對於共和國的做法，伊朗當局非常不滿，在2042年9月初向共和國提出抗議。伊朗當局的抗議不但不會收到任何效果，反而給了共和國對付伊朗的理由。受種種因素影響，2042年10月底，伊朗當局以拒絕支付戰爭經費來要挾共和國。在伊朗還沒有澄清為什麽暫緩支付戰爭開支之前，共和國就采取行動，以伊朗當局違反四國部長會議達成的結果為由，要求伊朗當局立即公開道歉，不然共和國將凍結伊朗的所有在華資產。
可以說，這是一項非常嚴厲的製裁措施。要知道，伊朗的海外資產中，至少有六成在共和國。更重要的是，伊朗高官在海外的個人資產中，超過八成在共和國。雖然共和國當局還沒有宣布凍結伊朗公民的在華資產，但是隨著局勢發展下去，最終肯定會威脅到伊朗政府中的高級官員。
相對而言，“庫爾德人安置辦法”隻是一個引申出來的問題。
與“戰爭經費”一樣，“庫爾德人安置辦法”的主要問題就是資金分配。
2042年3月，伊朗、伊拉克與敘利亞完成了庫爾德人人口統計，其中伊朗的庫爾德人大約有450萬、伊拉克的庫爾德人超過了600萬、敘利亞則有大約100萬。與此同時，共和國的一家民營調查機構也按照與軍情局簽訂的秘密合同，對伊朗、伊拉克與敘利亞的庫爾德人進行了一次大範圍問卷調查，在受訪的5萬多名庫爾德人中，大約15%願意無條件遷往土耳其南部的軍事占領區，還有大約60%願意有條件的遷往軍事占領區，而這些人提出的條件中，又以財產處理與生活安置為主，即能夠得到多少遷移補償。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