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大樓在2053年公布那些與澳大利亞有關的戰爭計劃，足以證明，美國的情報機構早就知道共和國的同行在澳大利亞的所作所為。
事實上，像提供活動經費這類事情，幾乎不可能做到徹底保密。
按照澳大利亞的相關法律，任何政黨與社團都得按時公布賬目，如果資金收支對不上就會觸犯法律，從而導致政黨解體、社團解散。雖然可以通過捐助等名義，將資金轉給澳大利亞的華人社團，但是上千萬的活動經費絕對不是個小數目，而且突然多出這麽多捐助，已經說明了問題。
更加重要的是，印度戰爭之後，全球經濟開始轉暖。
隨著波及全世界近200個國家、影響了數十億人、持續了10多年的大蕭條在30年代末逐漸退去，各國經濟先後出現了恢複性的爆發式增長，作為資源出口國與低端工業國的澳大利亞迎來了新的發展時機。根據澳大利亞當局公布的數據，在2036年到2045年的10年間經濟平均增長率高達11%，為發達國家之最（同期共和國為7.2%，美國為6.7%，歐盟為7.4%），即便扣除大蕭條之後恢複性增長因素，澳大利亞在這10年間的經濟增長率也在5%以上，超過了包括共和國、美國與歐盟在內的大部分經濟實體。當然，澳大利亞經濟率先複蘇的原因與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一樣。即在全球經濟複蘇的拉動下，市場恢複活力，各國對資源的需求大大增強，從而使澳大利亞的資源產業率先複蘇。換句話說，澳大利亞能夠率先走出危機，印度的戰後重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事實上，在大蕭條期間，澳大利亞沒有像巴西那樣，因為資源出口而社會崩潰，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伊朗、朝鮮、日本等國的戰後重建需要大量資源，從而使澳大利亞的資源出口企業一直不缺乏顧客，也就沒有大規模破產。
由此可見，澳大利亞當局應該感謝共和國，因為幫助澳大利亞度過危機、並且推動澳大利亞經濟複蘇的主要因素都與共和國有關。
即便在澳大利亞，也有很多人認為，共和國是一個更加值得重視的國家。
早在2033年，澳大利亞最著名的社會經濟學家斯文森就對澳大利亞與兩個超級大國的關係做了論述，並且對澳大利亞的未來做了預測。按照斯文森的說法，如果澳大利亞的對外政策保持不變，即繼續充當美國的馬前卒，站在共和國的對立麵上，那麽澳大利亞就得祈禱美國能夠在下一場世界大戰中戰勝共和國。更重要的是，即便美國取勝。澳大利亞也最多隻是美國全球戰略體係中一個舉足輕重的國家，而不是核心國家。與之相反，如果澳大利亞改變了對外政策，考慮到國內社會情況，基本上可以排除倒向共和國的可能性，因此澳大利亞能夠采取的，隻有類似於歐盟的靈活中立政策，即充分利用兩個超級大國的相互鬥爭，爭取成為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而且在國際社會上擁有重大發言權的大國。毋庸置疑，成為大國是維護澳大利亞根本利益。避免因為嚴重的國內矛盾而四分五裂的唯一辦法。當時斯文森就明確提到，因為澳大利亞的人口結構過於複雜，即便白人仍然在混血族群的支持下，占據著主流地位，可是隨著黃色人中，特別是華人社會迅速壯大，加上一味親美的對外政策會使擁有決定澳大利亞政治狀態的混血族群倒向華人社群，所以澳大利亞必須主動求變，不能等到社會動蕩到來之後再被動變化。
由此可見，在澳大利亞的主流社會中，仍然有不少人主張效仿歐盟，成為一個擁有獨立發言權的中立國。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