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是，很多研究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戰史學家都忽略了電能。
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前40多年，可控聚變核電站的主要技術難題就得到解決，並且在戰爭爆發前20多年開始推廣普及，到戰爭爆發的時候，基本上所有發達國家與主要發展中國家的電能價格都降到零，社會電力需求完全由政府承擔，也就讓很多人忽略了電能的重要性。
顯然，這種選擇性忽視肯定是錯誤的。
從某種意義上講，在開啟了由能量決定勝負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中，雙方比拚的就是能量，而最主要的能量就是電能。一些專門研究能量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的作用的學者甚至認為，共和國與美國在電力技術與發電能力上的差距，才是決定第三次世界大戰最種結果的根本原因。
暫且不管這種說法是否正確。必須承認，在大戰期間，電能一直“供不應求”。
雖然共和國是最先推廣可控聚變核電站，並且讓可控聚變核電站取代了其他所有發電設備的國家（還是第一個拆除與炸毀所有商業水電站的國家），但是受社會體製、特別是財政稅收體製影響，共和國並不是第一個事先“零電價”的國家，甚至算不上第一批由政府用稅收為國民免費提供電能的國家。直到2037年，也就是顧衛民上台後，隨著由王元慶推行的第一階段政治改革落實，中央與地方財稅製度改革完成，才在幾個省進行“零電價”試點改革。而在全國範圍內推行“零電價”，又是十年之後的事情了。當然，這對共和國的電力企業建設沒有太大的影響，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共和國不但是世界上最大的電能消費國，還是世界上最大的電能供應國與最大的電能進口國。前兩個“最”還讓人覺得很好理解，最後一個“最”就有點讓人難以理解了。
共和國能夠成為最大的電能進口國，除了出於經濟上的考慮之外，主要還是出於大戰時期的戰略安全。
早在2047年，也就是裴承毅成為國家副元首的時候，顏靖宇就采納了他的建議，以國內勞動力成本居高不下、占用寶貴的自然資源（可控聚變核電站一般建立在水源附近，以便用更低的成本獲取潔淨水，因此需要消耗自然資源）、影響國家建設規劃等等理由，讓國務院鼓勵各地方政府，特別是各個邊境省份，在周邊友好國家投資興建電站，或者從周邊國家購買電能。
從裴承毅提出建議來看，這麽做的主要原因還是出於安全考慮。說得直接一點，就是在本土遭到襲擊、或者本土部分地區淪陷（最危險的就是西北與東北）之後，能夠從周邊友好國家獲得足夠的電能供應，而不至於因此影響戰爭生產。
可以說，這是提高戰略安全保障的有效辦法，所以美國也有類似的戰略部署。根據戰後做的統計，整個大戰期間，美國消耗的電能中，大約三成來自加拿大與墨西哥，還有大約5%來自中美洲與加勒比海國家。
更重要的是，從周邊國家購買電能在大戰初期的效果最為顯著。
事實上，同樣是出於戰略安全考慮，共和國與美國都沒有在大戰之前修建太多的可控聚變核電站。不管怎麽說，在戰爭期間，國家重要戰略設施麵臨的不僅僅是敵對國家的戰略威脅，還有其他種種威脅，比如在2058年，共和國的安全部門就偵破了上萬起針對國家戰略設施的案件，其中蓄意破壞核電站與密謀破壞核電站的案件就有數百起之多。任何一起破壞事件都有可能引發極端後果。受此影響，共和國與美國的戰爭計劃中，都對國家的電能供應做了詳細規劃，比如在戰前僅修建滿足正常需要的核電站，而在戰時，則通過建造更多的軍用核電站來滿足更加龐大的社會電力需求。也就是說，讓那些價格高昂、原本隻提供給軍隊的小型可控聚變反應堆並網發電。
問題就在這裏，軍用可控聚變反應堆不但價格昂貴，而且生產難度大，產量很難在短期內提上去。直到2060年底，共和國生產的移動式可控聚變反應堆才基本上滿足社會生產需要，也直到這個時候，共和**火廠的產能才達到基本要求，即與各軍兵種的戰鬥消耗速度持平。
電能供應緊張，必然使社會生產受到嚴重影響。
不管怎麽說，21世紀中期的戰爭，早已不是讓鐵匠打幾把戰刀就能武裝一支軍隊的戰爭了，在幾乎所有武器裝備都依靠社會協作生產的情況下，任何一個環節上的確實，都很有可能使軍工產能大大降低。前麵就提到過，早在100多年前，機械化戰爭時代的電解鋁產能就決定了航空兵的規模，從而決定了戰爭的發展趨勢與最終勝敗，那麽在21實際中期，一些關鍵資源的產能，肯定具有同樣的影響。
除掉電能之後，最關鍵的資源莫過於稀有金屬。
事實上，在不考慮稀有金屬礦石產量的情況下，稀有金屬的產量也由電能決定，因為在生產常溫超導體所必須的70多種稀有金屬（包括同位素）中，隻有幾種可以用化學置換法生產，其他的都得用電解等方法生產，而同位素則需要用滲透、離心等方式生產，這些生產工藝都需要消耗電能，而且耗電量都非常驚人。拿生產複合蓄電池時消耗量比較大的銥來說（雖然複合蓄電池的主體也是常溫超導體，但是不同用途的常溫超導體的組成結構並不完全一樣，對原料的需求也就不一樣），1克用來生產20級複合蓄電池的高純度銥需要消耗大約15000千瓦電能！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