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嘉靖朝，明代已進入中葉，社會上到處彌漫著腐朽的風氣。為官者為滿足一己之私，大都在‘食’、‘色’上做盡文章。因此貪墨賄賂之風，在官場上大行期道。當時，擔任山西按察使的陝西耀州人喬世寧，在其所著的《丘隅意見》中沉痛地寫道：
今天下之民貧極矣。竊觀民所由貧者，其因有五：水旱一也；遇盜賊者二也；賦役日漸繁重三也；官吏貪墨四也；風俗侈糜五也。水旱，天也；遇盜賊，不可預謀也；賦役亦有不可已者；救時急務，惟懲貪禁奢而已。奢侈之風起於京師，吏貪始於上官。今戚裏仿大內，大家仿戚裏，眾庶仿大家，習以成風，傳式海內。故京師不禁而欲禁四方，法未有能行者也。自守令以上至於藩臬，又至於卿寺，皆遞相賄賂，以求遷補。故不禁上官而禁小臣，法未有能行者也。故諺曰：“得詔書且掛壁”。其此之謂哉。
喬世寧的此一態度，是官場的不合諧音，但無疑是文官集團中難得的清醒者。難得可貴的是，他把天下的奢侈之俗與貪墨之風，直接歸咎於“大內”與“上官”，大內為皇帝居住之地，上官為皇帝親近之臣。他們奢侈的生活與貪墨的品質，直接導致了“天下之民貧極矣”。
當皇帝清明的時候，大臣們不必說這種譏刺的話；當皇帝昏庸的時候，說這樣的話，輕者辱身，重則殺頭。喬世寧的名氣沒有海瑞大，但他的這番話，卻比海瑞那篇著名的批判嘉靖皇帝的奏疏早了幾年。
上梁不正下梁歪，這是自古不易的道理。朱元璋執政時，對身邊的大臣頗能約束，故奢侈之風不至產生。他不但不準大臣們錦衣玉食，就是對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無論是穿戴，還是婚嫁，都給予了嚴格的規定。百姓家的婦女，不準戴金手飾，不準穿綢緞，違令者嚴懲。當時有兩位南京的年輕人追求時髦，用紅布在褲腿上鑲了一道邊。街坊到官府上告，消息傳到朱元璋耳朵裏，他竟然大怒，下旨砍斷了這兩個年輕人的雙腿。不惜使用如此殘暴的手段對付老百姓，可見這位老皇帝禁奢的決心。
但奇怪的是，在他身後，特別是明中期以後，社會上的奢侈之風，竟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官場不說，單說民間的崇侈的風俗，也演變得很快，顧起元曾在《客座贅語》中對此有記述：
正嘉以前，南都風尚最為醇厚。薦紳以文章政事，行誼氣節為常，求田問舍之事少。而營聲利、畜伎樂者，百不一二見之……婦女以深居不露麵，治酒漿、工織紝為常，珠翠綺羅之事少，而擬飾娼妓，交結女甘媼，出入施施無異男子者，百不一二見之。
營聲利、畜伎樂、飾娼妓這些奢華的生活，從過去的‘百不一二見之’到隆慶、萬曆年間的習以為常，可見社會的風氣已是江河日下。然而誠如喬世寧所說，單禁民間的奢華是行不通的，因為這一切淫糜的作風，卻是從‘大內’與‘上官’那裏開始。嘉靖早期，著名的理學家湛甘泉在南京為官時，曾下令禁止市民在酒樓中吃整條的大魚，晚上嫖娼者，也被課以重罰。其結果是愈禁愈烈，湛先生隻落得一聲哀歎“世風不古。”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