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下放財權是一把雙刃劍，武將統軍與財政權合一，雖然可以增加軍隊靈活性，增強戰鬥力，但也會大大增加武將造反的概率，沒有錢，武將造反就沒有底氣，有了錢，什麽不敢？
曆數那些比較大的造反，比如安史之亂，那就是因為中央下放了財權，軍餉是將領發的，士兵對將領非常擁護，這才敢造反，不然像鍾會，可能先被自己部下給幹掉了。
宋朝有鑒於唐末五代的軍隊政變（多的數不過來），推行了一場全麵的弱軍行動，什麽以文治武、財權分離、下屬限製等等，徹底滅了將領反叛的苗頭，之後的朝代沿而用之，並進行改進，所以宋朝以後，武將造反就很少了，成功的幾乎沒有，更多的是嘩變，如苗劉兵變。
從安史之亂開始，直到大宋王朝正式建立，這期間兩百多年的時間，中華大地上經曆了無數次戰亂和政權更迭，一個又一個諸侯你方唱罷我登台，世道之混亂為中國曆史上所少有，所造成的傷亡和破壞也是驚人的。
支撐這種毀滅性的混亂背後，是武人集團權力的極度膨脹。
而身為武人權力集團中的一員、又經曆過這種混亂的宋太祖趙匡胤，便決心要終結掉這種混亂。
實際上，趙匡胤對武人集團心態是矛盾的：
一方麵，他毫無疑問是武人集團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依靠家族軍功起步、又倚靠自己的武將班底成功奪取皇位建立大宋；
另一方麵，他身在其中，也深知武人集團的破壞性和不穩定性。正如他與開國宰相趙普說過：“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使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建隆二年七月初九的一個夜晚，在東京汴梁城，趙匡胤召集自己的大將們一起喝酒，席間，宋太祖向大將們表示，自己雖然貴為皇帝、卻還不如當個節度使快樂。諸將忙問其故，趙匡胤說：“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在太祖皇帝的瘋狂暗示之下，大將們於次日上書請求罷免禁軍職位、解除兵權，被厚賞之後退休回家。雖然這些人日後還有機會隨駕出征、擔任地方職位，但已經沒有了可以左右時局的軍事力量了。
這就是著名的“杯酒釋兵權”事件。到此，宋太祖是否就終結掉了五代以來武人權勢膨脹的問題呢？
顯然沒有。
如果一次宴席，就能讓困擾中國兩百多年的疑難雜症解除，讓千千萬萬的武人階級放下自身利益，甘心做被統治的一員，那皇帝豈不是太好做了？
實際上，解除親信大將的兵權，隻是宋初“削藩”計劃的一部分而已。
正如在杯酒釋兵權的宴會上，趙匡胤說自己寧願當一名節度使而不是皇帝，便表達了節度使職權已經近似皇帝的事實。這便是宋初麵臨的武將困境，即武將藩鎮權力的過度膨脹。
從唐朝中期開始，因為戰爭從邊疆延伸到了內地，因此唐玄宗所設立的藩鎮也從邊疆一路設置到了內地。這些藩鎮的節度使們不僅對軍隊有絕對的領導權，而且其轄區內如財政、民政、貿易等控製權，均是獨立領導，因此在地方上做一個節度使，就如同到了一個獨立王國做土皇帝。彼時中央政權對於藩鎮將領的統治，就如同春秋時代周天子對諸侯的統治，極不穩固。
而藩鎮內部，不穩定性依舊存在。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