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度學派的著名代表人物羅納德·科恩曾形象地表達過這樣的意思：“離開製度的資源配置，就像沒有筋脈的血液循環一樣。”市場力量是20世紀中葉以來影響大學發展的主要力量之一，競爭理論不僅使得國家在製定高等教育政策的影響力方麵發生了變化，而且令大學在建立現代大學製度的理論基礎方麵也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在政策實踐中，由以前主要依據比較優勢的理論轉變為注重規製競爭，以及規製與機製的全麵創新競爭的思想。
一、傳統大學製度的主要缺陷
（一）傳統大學製度供給能力低下
從大學的發展曆史來看，有人認為，“雖然市場力量介入大學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但如果把大學發展完全交給市場力量支配，那是極其危險的。大學要想不完全為市場力量所控製，就必須有對市場的製衡力量，大學自身的精神力量是不可忽視的製衡力之一”。
其實，除此之外，完善的現代大學製度也是保護大學與市場製衡的不容忽視的重要力量。
通過進一步研究，有人認為我國高等教育存在的嚴重短缺，一方麵來自社會的巨大需求，另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麵來自高等教育體製形成的不利的供給效應。這種供給效應大大降低了高等教育的潛在供給能力，加劇了高等教育的短缺。我國高等教育體製具有負供給效應，它的產生與高等教育體製中限製教育資源流動、限製教育競爭、導致資源配置失調、壓抑學校和教職工積極性、保護落後、造成資源浪費等諸多因素的存在有關。高等教育體製負供給效應大大降低了高等教育的潛在供給能力，加劇了高等教育的供需缺口。降低高等教育體製負供給效應和優化供給，必須進行高等教育體製創新。
所謂供給效應是指生產技術、生產成本、經濟政策、經濟製度等各種非價格因素對增加或減少總供給所產生的影響。經濟學中，供給效應與需求效應相對應，需求效應是指上述因素對增加或減小總需求所產生的影響。供給效應分析是供給學派區別於凱恩斯主義從需求方麵來研究經濟政策影響的方法與思路，主張從供給方麵來研究經濟發展。供給效應有正、負和零之分。當上述某種因素帶來總供給的增加時，表明這種因素具有正供給效應，反之具有負供給效應，如果對總供給不產生影響，則具有零供給效應。供給效應引起供給的增減不是由於價格變化引起，在供需曲線圖中，這種效果表現為供給曲線的移動。
（二）千校一麵：製度上的“複製”與“克隆”
不可否認，所有院校都在努力提高辦學水平，增強學校的辦學實力，但由於學校自身的實際情況千差萬別，國家適用的政策和投資力度也存在較大的差異，各高校不可能也不宜采取統一的發展模式，否則將不可避免地陷於低層次重複建設，造成教育資源的巨大浪費，一些大學在簡單“複製”或“克隆”名牌的過程中漸漸淡忘了學校、學科的特色與形象，一味“大而全”、“無我”地追趕潮流，迷失了發展方向，培養出來的學生千人一麵，學科建設雷同。因此，大學在“多樣化”的進程中，應當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不應追求“大而全”或“高大全”，應重視最能體現學校自身形象的因素，如教育教學水準、科研成果等，找準了突破點，才能牽一發而動全身，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麵對當前形勢，各高校首先應進行科學的定位，積極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避免盲目跟進，陷入欲速則不達的境地。
特色和優勢是學校自身生存和發展的保證，擁有自己的特色和優勢，是大學立於強校之林的基石，是學校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即使是國際上知名的大學，也都十分注意建立和鞏固自己的特色，並以此形成自己的相對競爭優勢。比如：哈佛大學的商學、政治學；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電子工程；麻省理工學院的電機工程、計算機工程；霍普金斯大學的國際問題研究；劍橋大學的物理；牛津大學的古典文學等，它們無一例外地以其實力和水平支撐著學校的“霸主”地位。再如：香港科技大學建校僅12年，但由於揚長避短，重點發展納米材料研究，取得了國際高教界矚目的成果，大大提升了該校的學術地位和國際知名度。由此可見，大學要在知識創新過程中有所作為，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須形成和保持鮮明的個性與特色，以特色取勝，在競爭中才能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二、現代大學製度的價值取向
道格拉斯·諾斯指出：“製度是一個社會中的一些遊戲規則；或者更正式地說，製度是人類設計出來調節人類相互關係的一些約束條件。”被認為與“製度”相並列，並且規定著大學製度結構的要素之一，是“價值取向”。因此，我們決不可輕視作為產生製度多樣性的源泉之一的價值取向的重要性。縱覽世界上其他國家落後地區的發展經驗和曆程，我們發現地區的自然條件並不能成為限製或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製約發展的決定因素往往取決於非物質因素。換言之，治療貧困的良藥不能完全靠外部輸血，增強自己的造血功能才是至關重要的，而作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原動力之一的大學在提升非物質因素方麵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理性地分析大學製度的價值取向十分必要，回顧大學演進的曆史，筆者認為在大學製度背後主要存在如下四種價值取向：
（1）國家本位論。它以“人力資本論”和“國家危機論”為思想基礎，視教育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原動力。認為大學在本質上是服務於國家和民族的，把大學作為擺脫國家危機的“工具”，開發人才的孵化器，實現社會公正的“手段”，有效投資的“產業”和社會發展的“軸心組織”機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人才和思想庫，國家理應為學術活動提供各種保障。因此，國家有舉辦高等教育的義務，應當為其提供資金，設立大學機構。就管理權限而言，強調國家的統一調控和大學的服從。但是，也存在容易阻礙甚至壓製大學製度創新活動等弊端。
（2）學校本位論。學校本位論的教育價值取向是以傳統的大學觀念為基礎的。即惟學術是重，較少關心社會的要求，大學存在的依據既不在於滿足國家和社會的需求，也不在於全民族的發展與提高，而在於學術。以認識論為其發展的評判準則，將注意力主要放在大學發展的本身，以“學術殿堂”自居，強調為學術而學術的原則，主張學術自由，較少重視大學與國家和社會的關係。
（3）能力本位論。大學競爭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它將過去國家政府的計劃配置轉變為由政府宏觀調控的市場來配置；作為一種教育運作方式，它由過去主要圍繞國家政府自上而下垂直地運作變成以國家計劃為主和圍繞市場與社會平行地運作；作為一種社會關係，它由過去的縱向垂直的社會關係變成縱橫交織的矩形型的社會關係，亦即由以單一的國家中心論而發生的社會關係轉變成國家中心論、社會中心論共存的社會關係。所以，大學競爭的價值觀也由過去的權力本位論和工具本位論轉向“以人為本”和能力本位論，它反映了市場競爭的實質不僅是能力的競爭，而且更是能力本位背後所隱含的價值觀或理念的競爭。
（4）市場本位論。在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和西部大開發的背景下，大學教育的價值取向也正在發生著重大變化，最明顯的標誌就是開始注重大學與市場的關係。競爭、自治、質量、效益將逐漸演變為大學教育思想中的主導觀念。但是，現階段大學教育仍為一種社會稀缺資源，伴隨擴招力度的加大和大開發的深化，教育經費短缺現象加重，政府和納稅人倍加珍惜有限的教育經費是否“物有所值”，更增強了競爭觀念和質量觀念的現實性和迫切性，以新經濟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視角重新審視高等教育，鼓勵通過競爭提高教育的質量和聲譽，獲得較多的經費，吸納優秀的師資和良好的生源。同時，也要求減少國家對學校的幹預，給大學更多的自主權以確立大學的競爭主體地位。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