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利之爭是先秦以來中國哲學的重要時代命題，儒墨對立的一個基本點是儒者喻“義”不喻“利”。作為墨學開創者，墨子明確提出尚利思想，認為“利”就是“義”，“貴義”就是興天下之“利”。墨子倡導追求利己與利群相兼顧，不偏頗任意一方，在義利觀上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並對後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墨子的“貴義”思想，也是當代企業倫理的道德基礎。企業應該以墨家的“貴義”思想作為企業的最高目標，盡企業的社會責任，並善待員工，提升員工的忠誠度。建立在道德基礎之上的企業倫理，才會形成優良的企業文化。
墨家文化觀中的“貴義”思想
墨家的管理思想包括了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葬、節用、非樂、非命、尊天和事鬼。在這“十論”中，雖然沒有“貴義”一說，但是在整個墨家思想體係中，貴義與兼愛密不可分，成為墨家倫理思想的一部分。《墨子·貴義》一開頭就說：“萬事莫貴於義。”墨家大力提倡“貴義”，教化天下之人。《魯問》說：“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
儒、墨兩家都言“義”，但在儒家那裏，義是與利相對應的詞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二者是對立關係。在儒者看來，“義，事之宜也”，做應該做的事就是“義”，至於結果，不在考慮範圍之內；相反就是不義。儒家反對見利忘義。由此可見，儒家所談的“義”是就動機來說的。墨家對“義”有自己的界定，《經上》說：“義，利也。”《大取》也說：“義，利，不義，害。誌功為辯。”“義”與“利”不僅不矛盾，而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問題。墨家所談的“利”不是一己私利，而是社會功利。在墨者那裏，“誌功為辯”，“義”與“利”、動機與結果得到了有效的統一。必須指出，墨者雖然是功利主義者，但不是隻重結果而不論動機，“合其誌功而觀”是墨家義利統一觀的思想基礎，墨子將義與利有機地統一起來。墨家從功利主義的角度來看待義利關係，認為：“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貴義”在墨家那裏，做對個人、社會有益的事就是義。
“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義是利的前提。利與不利，首先要看其義與不義，以義斷利害，以義定是非，義為第一位。當義與利衝突時，墨家主張“貴義”，即取大利而舍小利。那麽，什麽是“義”呢？墨子說：“義，利也。”墨家以利來解釋義，但墨家所講的“利”是“兼相愛，交相利”之“利”，是“利天下”之“利”，“義”是公利；凡合乎“義”的東西才必然有利，大利、利他和公利便是“義”；在社會生活中，施義於人，就是愛利萬民，就是“從而愛之”、“從而利之”。墨子又說：“且夫義者，正也。”“正”者，乃指行為之正確標準，或者說，此言之“義”就是指正氣、正道。正氣講人的精神境界，正道講的是人生之正確的道路，如能追求“國家百姓萬民之利”便是正道。人之為人、處世、施政，都當以義為其行為、行事的價值標準。
具體說來，墨家既主張“貴義”的社會行為價值觀，主張以義為道德行為的標準、善惡的區分和賞罰的準則。墨子重視義，所以他在《墨子》的每一篇都離不開言“義”，能“兼愛”天下便是“義事”，“非攻”他國是“義”，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命、非樂都是“義事”。因為這些都是為整個天下謀取利益、去除禍患的。墨子所謂的“義”，實際上就是為天下百姓謀利，有利於天下百姓的事情便去做，不利於天下百姓的事情便不去做，為天下人謀利，既是大義，也是大利。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