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賢是墨子的重要思想之一，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係。墨子強調尚賢是為政之本，國家富強、政治合理，其根本在於尚賢。所以墨子說：“是故國有良賢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墨子在人員的任用問題上，強調舉賢任能。墨子的尚賢思想已經演化為“尚賢效應”，即充分認識人才的重要意義，營造培養人才、選拔人才、使用人才、激勵人才的機製，促進企業健康持續發展。
墨家文化觀中的“尚賢”思想
尚賢思想是《墨子》中又一重要的思想，《親士》、《尚賢》諸篇反複論證賢良之士的重要性，其乃為政之本。《親士》中說：“人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以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尚賢上》中說：“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對於賢能之才，不僅要儲備，而且要予以重視，並給予豐厚的報酬。“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也。”
墨子的尚賢思想是針對當時的世襲貴族製度和才疏德寡的貴族官員提出來的，其目的是讓平民百姓中的賢良之士參與管理國家和治理社會。墨子認為：“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尚賢是為政之本。一個國家賢良之士的眾寡以及是否能做到尚賢使能，是關係國家的強弱或興衰、社會的穩定或混亂之根本。墨子說：“尚賢使能為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在他看來，賢良之士是崇尚道德的“仁人”，是有學識、能善辯的“智者”，是國家之“珍寶”，是社稷之“棟梁”。墨子心目中的賢良之士，就是德行忠厚、道術淵博的德才兼備之人。
墨家的“尚賢”思想包括以下三項基本主張。
第一，國家在用人方麵應該“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意思是國家用人不袒護親屬，不偏向有錢有勢的人，不屈從所寵幸的人的要求。
第二，用人以“義”為唯一的取舍標準——“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意思是：不義的人不給他厚祿，不義的人不給他高位，不義的人不和他親密，不義的人不和他接近。在中國傳統的道德範疇裏，“義”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無論對個人的立身處世，還是對國家的治理，“義”事關重大。因此，墨子在《尚賢》中提出，“義”是衡量賢不賢的標準。
第三，“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這是對世卿世祿製的完全否定。在商鞅提出“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的主張以前，墨家已用“官無常貴，民無終賤”的論點否定了世卿世祿製。
“尚賢”思想的實質，就是要國家在用人方麵重用有才德的賢人，而不要重用親戚寵幸，即任人唯賢而反對任人唯親。那麽，如何尋求賢能之士？《尚賢上》以古代聖王為例來說明，“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也就是說，用人應該打破門第、血緣、遠近、親疏關係，“唯才是舉”。這與儒家又有顯著的區別，儒家認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儒家一般不把“小人”包括在賢人之內。而墨家以兼愛為倫理原則，小人與君子在才能與品性上沒有根本區別，不應該為求人才劃定界限。對於賢能之士，墨家認為要做到各盡其才。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