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初的武漢，正處在暴風雨到來的前夜。這裏是武漢國民政府的所在地，一度是革命的中心。江岸碼頭上，大街兩旁，高大建築物上，到處可見革命的標語。街上不時地走過群眾的遊行隊伍，那是不明真相的群眾在歡呼北伐軍出征河南打敗張作霖所取得的勝利或號召東征討伐蔣介石的背叛罪行。然而，和武漢悶熱的天氣一樣，我們已經感到了事變到來前的沉悶。鄭州會議以後，寧漢合流的傾向已經十分明顯。這期間，我從宜昌往返幾次來武漢，向黨組織請示匯報工作。汪精衛一天天走向反動，形勢一天天的緊張。7月15日，汪精衛公開發表聲明“分共”，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國共合作完全破裂。大批從國民革命軍中退出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革命群眾雲集武漢，等待著黨采取果斷的行動，扭轉形勢。革命處在危急的關頭。
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從宜昌出來，一路上反複思考的問題是，大好的革命形勢為什麽會半途而廢？我們共產黨人為什麽會有這般結局？今後怎麽辦？在漢口李富春同誌的家裏，我見到了方維夏、李六如同誌，他們也都先後離開了國民革命軍。我們這些在北伐中並肩南北征戰的戰友，在一起交談著，百感交集。雖然那時我們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認識還不深刻，但我們的同感是，沒有自己的軍隊，沒有掌握武裝鬥爭的領導權是我黨的一大失策。我們在國民革命軍中工作了將近兩年，應該說對舊軍閥部隊的改造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就拿我所在的六師來說，已有三分之二的力量基本上是在我黨的直接領導和影響之下。如果黨的路線正確，完全可以逐漸地把這支軍隊掌握在我們手裏，至少在國民黨叛變時，可以多拉出一些隊伍，使之成為革命的武裝力量。可是由於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對我們在軍隊中工作的共產黨員做了種種限製。不準共產黨員當軍事指揮官，不準在部隊內發展共產黨員，特別是在蔣汪叛變時，對形勢沒有正確的估計，沒有采取有效的措施，使我黨失去了掌握這支武裝力量的大好時機。一旦蔣汪叛變，即束手無策，隻好聽憑國民黨反動派絞殺革命，這是一個多麽慘痛的教訓。當時，我們這些從國民革命軍中撤出的同誌很著急，蔣汪叛變後，把我黨置於非法的地位，城市中已不能公開活動，今後的革命怎麽搞？心中沒有底。同誌們聚在一起就談這些問題，找領導時也打聽這方麵的情況。這一段時間，我住在李富春同誌家裏。富春同誌來往於軍委周恩來、聶榮臻等同誌那裏，工作很忙。從富春同誌那裏我得知黨已經停止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成立了臨時中央，正在采取挽救革命的措施。富春同誌告訴我，黨決定將自己掌握的一部分部隊組織軍事暴動，武裝反抗蔣介石、汪精衛的叛變，要我做好準備奔赴南昌參加武裝暴動。
在武漢的短暫停留，卻使我的個人生活發生了變化。這裏要提到我黨的一位忠誠朋友——朱劍凡先生。朱劍凡先生是湖南的一位很有名望的教育家。他出身於封建士大夫的家庭。早在“五四”以前，他就懷著教育救國的強烈願望，衝破封建勢力的禁錮和封鎖，毀家興學，創辦了長沙第一所女校——周南女校。他致力於傳播新文化，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教育，提倡男女平等，宣傳婦女解放，為中國革命培養了大批優秀女革命家。周南女校成為湖南早期婦女解放運動的一麵旗幟。向警予、蔡暢等同誌都曾在這裏讀書，受到革命思想的啟蒙。“五四”前後，我在長沙長郡中學讀書時就知道劍凡先生的名字，他與徐特立、何叔衡、方維夏、董維健等，都是湖南著名的教育家。他們致力於改進教育，啟發廣大人民的覺悟，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他們的言詞和主張，在我們這些剛剛開始革命活動的學生中間是很有影響的。後來，劍凡先生在革命鬥爭的實踐中，逐步接受馬列主義，積極投身於新民主主義革命。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