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秋，我離開安源路礦工會來到廣州，劍凡先生也在廣州，他是代表湘軍參加國民黨第一、二次代表大會，並在富春同誌主持的中央政治訓練班任教育幹事，負責日常教育行政工作，兼講授帝國主義侵華史。因富春同誌任第二軍黨代表，我任該軍第六師黨代表，這樣，我就認識了劍凡先生，我們見過麵，聆聽過他對時局的看法和見解。北伐戰爭開始後，我奔赴贛浙前線，劍凡先生返回長沙，他按照我黨的指示，與徐特立、張唯一、熊瑾玎等同誌組成國民黨長沙市黨部並任常委，他還兼任了長沙市政籌備處主任和公安局長等職，對長沙的土豪劣紳的反撲進行了鎮壓，對國民黨的右派組織進行了打擊。所以，在“馬日事變”時，他受到許克祥的通緝，處境十分危險。我黨為了保護他脫離險境，派人從武漢到長沙，以唐生智部隊的名義，將朱劍凡先生的一家，從長沙接到武漢。我率六師部隊北伐從安徽返回武漢時，又一次與他重逢。在大革命開始轉入低潮的時候，劍凡先生保持了旺盛的革命鬥誌，他不僅自己參加了革命，而且把他所有的子女都帶到了革命隊伍中來。這次我回到武漢，恰巧劍凡先生一家也住在李富春同誌家裏，來往更加密切了。劍凡先生對我的印象不錯，又經蔡暢同誌從中做媒，我與劍凡先生的女兒朱仲止同誌結婚了。
婚後不久，武漢的形勢越來越緊張，汪精衛對我們共產黨人已有劍拔弩張之勢，我黨同誌在黨的安排下紛紛撤離武漢，大部分同誌奔赴南昌前線。就在這時，黨組織改變了讓我去南昌的決定，通知我去蘇聯學習。大約在7月底，汪精衛開始大屠殺之前，我離開武漢，隻身來到上海，等待出國。
此時的上海，已是一片白色恐怖。江邊碼頭上，到處都是武裝的印度巡捕，上海人叫他們“紅頭阿三”，街上便衣特務、暗探很多，黨組織已完全轉入地下。我住在一家旅館裏，隻與交通員一人聯係。大約在九月初，我拿到了去海參崴的船票。按照黨組織的安排，在一天夜裏，我化裝從上海吳淞口上了一條小舢板，劃到江心泊著的商船邊，爬上去後下到底層的貨艙，開始了二次赴蘇的航程。這次離開祖國，心情十分複雜，麵對大革命的失敗，內心很痛苦，中國革命的出路在哪裏？心裏也不夠明確。但是，自己對於共產主義的信仰是堅定不移的，拋棄了新建立的小家庭，拋棄了自己個人的一切，毅然決然地奔赴蘇聯去學習蘇聯革命的經驗，用革命的知識充實自己回來繼續革命。毛澤東同誌所說的，他們從地上爬起來，揩幹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體，他們又繼續戰鬥了，是十分生動地描寫了我們共產黨人當時對待革命失敗的態度。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