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閩西短短的一年中，主要是做軍事工作，這一時期的軍事鬥爭，經曆了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如前所述，從1930年7月起，由於貫徹立三路線，為實現閩粵桂三省暴動的目標，閩西主力紅軍出擊東江連遭失敗，部隊遭到損失，根據地被迫縮小，我到閩西時正麵臨著這一嚴重形勢。1930年12月的坑口會議，目的是開展反立三路線的鬥爭，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是正如張鼎丞同誌所說“對於立三路線的錯誤性質及其所造成的惡果，並未清算，對於閩西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的政策，也未具體地研究和轉變”。坑口會議確定的軍事戰略方針仍然是“鞏固閩西蘇區，與東江蘇區打成一片”的方針。這一方針顯然是錯誤的，在後來也並沒有具體實行，因為它脫離實際，根本行不通。第一，廣東東江蘇區根據地當時已經失敗了，剩下幾百人的遊擊隊，退往了南山，在這種情況下，仍提出“與東江蘇區打成一片”的方針顯然是不現實的。第二，蔣介石已開始了對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圍剿”，敵我形勢有了新的變化。敵人在我立三路線的錯誤之後，由防禦轉入進攻，進攻的主要目標是朱、毛紅軍，閩西也當然包括在內。因此我們在戰略方針上不能離開配合朱、毛紅軍粉碎敵人“圍剿”的整個形勢，而孤立地向東江冒進。第三，從敵我力量的對比上看，以我們千餘兵力去進攻張貞的一個師和其他廣東軍閥、團匪，顯然是力不從心，陷於軍事上的盲動主義，前兩次打東江已是明證。由此可見，雖然經過坑口會議，立三路線的“左”傾錯誤並沒有得到糾正。這一錯誤的指導方針雖未執行，但給部隊作戰和根據地的鞏固發展帶來很大影響，陷於被動應付的局麵。這一錯誤的軍事指導方針一直持續到1931年3月的虎崗省委擴大會議。在這一時期，我對蘇區的軍事工作尚處於調查研究、了解情況、熟悉情況的階段，率領部隊打了一些小規模的防禦戰。對於再次打東江，我是表示反對的，因為事實很明顯，從最簡單的軍事常識來說，拿一支僅千人的部隊去與敵一個師作戰，無疑是愚蠢的，是注定要失敗的。
1931年三四月間，閩粵贛省委在永定虎崗召開了省委擴大會議，傳達了一月份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決議。虎崗會議貫徹四中全會精神，名義上繼續反立三路線，實際上接受了比立三路線更“左”的王明路線。在地方上，提出了以深入土地革命為中心，實行查田查階級的過左政策。與此同時，在黨政軍中開展“肅反”，又提出以肅反為中心。這兩個“中心”，實際上都是推行王明路線的重要內容。為了保證肅反、查田查階級工作，在軍事上提出了一個單純防禦的保守主義的戰略方針——“保衛龍崗、虎崗”。
為了實施這一方針，我們將閩西紅軍主力新十二軍從北線南調到龍岩、永定一帶，進行敵後遊擊戰，以求向金峰一帶打開一個出口，牽製敵人，達到保衛龍崗、虎崗的目的。十二軍南調以後，即攻打坎市，結果攻堅未果，部隊反受挫。後來又指揮部隊去打大、小池，同樣是硬拚仗、消耗仗，城池未打下來，部隊又遭損失。確定這一作戰方向，主要是認為龍岩、永定是閩西蘇區的基地，要鞏固蘇區就必須鞏固龍崗、虎崗。而虎崗是省委機關所在地又在蘇區南部邊緣區，距敵占領的坎市隻有三十裏。這一作戰方針的確定，實際上拴住了部隊的手腳，使部隊不敢遠離蘇區去放手打仗，發展蘇區，形成了保守主義和單純防禦的作戰。攻打坎市失敗以後，又將十二軍調回虎崗集中肅反。當時“以肅反為中心”，一方麵需要部隊作後盾，另一方麵又搞得風聲鶴唳，到處都是“社會民主黨”，對部隊本身也不信任，更不敢讓部隊遠離蘇區。結果，連以保衛龍崗、虎崗為目的的深入敵後打遊擊，牽製敵人的計劃也沒有實現，使部隊始終處於被動應付、單純防禦的地位。後來，為了防止鍾紹奎、傅柏翠部隊腰斷蘇區的企圖，又調十二軍去消滅傅柏翠。這一行動不僅撲了空，反因給養困難造成部隊與群眾的對立情緒。隨後，部隊又展開於上杭、武平方向，準備打擊鍾紹奎的進犯。這一軍事指導方針持續了三四個月，直到第三次反“圍剿”開始時才停止。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