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國人的監視下，共有2000多名名婦女在西門子建造的棚屋裏工作過，西門子二十多萬雇員中，有十五萬多人是集中營的在押犯，公司從這些犯人身上榨取最大的經濟利益。
G國戰敗後，如何處置這些在戰爭中迫害工人的資本家，在戰後被熱烈討論。時任董事會主席的赫爾曼·西門子被逮捕，幾名董事會成員選擇了自殺，另外幾個被流放到俄羅斯，在那裏有人自殺了，還有人因為惡劣的環境死去。
當時在在西門子城，蘇聯人將所有他們認為有用的東西都拆卸掉了，占領了裝有成品、半成品和原料的庫房，所有在國外的工廠無一例外被沒收，財產盡數充公。西門子在圖紙、測量資料和檢驗資料以及設計規劃上的損失更大，龐大的公司受到致命的打擊。
但是，經過一戰洗禮培養出來的快速反應機製發揮了作用，戰爭結束的前夕，西門子將那些被挑選出來的人被裝進煤炭氣罐車裏，被運往南邊和西邊的工廠。
恩斯特-西門子、前主席卡爾的兒子被送到了N國，住進了位於施塔恩貝格湖畔的別墅，這裏成為西門子公司新的權力中心。
西門子公司多年來同外國公司和官府客戶之間的聯係，非納粹化運動對西門子的影響沒有預想中的那麽嚴重，3年後，被捕的董事會主席獲釋。
當時DL國官府為了避免西門子公司的財產被蘇聯和其他戰勝國的破壞瓜分，直接將國內的西門子公司給收歸國有，直到現在DL國官府還在DL國國內的西門子公司占著百分之四十三的股份。
西門子靠著這些關係網迅速地實現了恢複生產，70年代，猶太工人為索賠和迫害過他們的企業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談判，西門子支付了700萬G國馬克。盡管在法律和道義上並沒有義務這樣做，但西門子為了避免公開討論，還是選擇了賠償，隨後，他們還和其他企業一起設立了一項賠償基金。這種積極的態度為他們爭取了主動，避免了事態的擴大，西門子在二戰中所犯下的罪過在人們的記憶中慢慢地消退了。
之前的西門子跟官府走得很近，在HX國的經營策略，同樣是借助官府的的力量，西門子在HX國獲得了大批有利可圖的國家訂單：如三峽水利工程、正在修建的金山市地鐵2號線等大型工程。
不過工程師思想占據統治地位的西門子內部，出現了消極的一麵——
革新者隻有在技術可行的情況下才會有所行動。在時間就是金錢的當今社會，西門子產品比對手上市晚、賣的貴，冗雜的決策係統、繁多的業務、由於壟斷滋生的惰性情緒，讓西門子負重前行。
馮必樂從1992年就任董事會主席後，八年時間裏麵花了170億歐元一共吞並了一千多家公司。
不過吃下這麽多的公司，西門子在收購後的整合上卻是出現了很大的問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負擔。
同時，隨著上市場自由化浪潮的襲來，國家主導采購不複存在，西門子在許多國家的郵政和電信企業中不再具有壟斷的優勢，麵對真正意義上的全球競爭，西門子股價跌落超過一半，企業處於被分割的邊緣。
此時的西門子但從1996年開始就確立了這樣的原則：各個業務部門定期被審查，在世界市場上要麽排名第一、第二，最多第三，否則這個部門就要等待“處理”。
於是前年西門子決定從集成電路業務中退出，將上司公司愛普科斯和英飛淩的股票拋向市場，MI國泰科接手了這兩家企業。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