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篇題為《看電影》的散文中，也說到過這輛輪椅：“一夜大雪未停，事先已探知手搖車不準入場（電影院），母親便推著那輛自製的輪椅送我去……雪花紛紛地還在飛舞，在昏黃的路燈下仿佛一群飛蛾。路上的雪凍成了一道道冰淩，母親推得沉重，但母親心裏快樂……母親知道我正打算寫點什麽，又知道我跟長影的一位導演有著通信，所以她覺得推我去看這電影是非常必要的，是件大事。怎樣的大事呢？我們一起在那條快樂的雪路上跋涉時，誰也沒有把握，唯朦朧地都懷著希望。”
那一輛自製的輪椅，寄托了二老多少心願！但是下一輛真正的輪椅來了，母親卻沒能看到。
下一輛是《醜小鴨》雜誌社送的，一輛正規並且做工精美的輪椅，全身的不鏽鋼，可折疊，可拆卸，兩側扶手下各有一金色的“福”字。
除了這輛輪椅，還有一件也是我多麽希望母親看見的事，她卻沒能看見：1983年，我的小說得了全國獎。
得了獎，像是有了點兒資本，這年夏天我被邀請參加了《醜小鴨》的“青島筆會”。雙腿癱瘓後，我才記起了立哲曾教我的“不要臉精神”，大意是：想幹事你就別太要麵子，就算不懂裝懂，哥們兒你也得往行家堆兒裏湊。立哲說這話時，我們都還在陝北，十八九歲。“文革”鬧得我們都隻上到初中，正是靠了此一“不要臉精神”，赤腳醫生孫立哲的醫道才得突飛猛進，在陝北的窯洞裏做了不知多少手術，被全國頂尖的外科專家歎為奇跡。於是乎我便也給自己立個法：不管多麽厚臉皮，也要多往作家堆兒裏湊。幸而除了兩腿不仁不義，其餘的器官都還按部就班，便一閉眼，拖累著大夥兒去了趟青島。
參照以往的經驗，我執意要連人帶那輛手搖車一起上行李廂，理由是下了火車不也得靠它？其時全中國的出租車也未必能超過百輛。樹生兄便一路陪伴。誰料此一回完全不似以往（上一次是去北戴河，下了火車由甘鐵生騎車推我到賓館），行李廂內貨品擁塞，密不透風，樹生心髒本已脆弱，隻好於一路揮汗、談笑之間頻頻吞服“速效救心”。
回程時我也怕了，托運了輪椅，隨眾人去坐硬座。進站口在車頭，我們的車廂在車尾；身高馬大的樹生兄背了我走，先還聽他不緊不慢地安慰我，後便隻聞其風箱也似的粗喘。待找到座位，偌大一個劉樹生竟似隻剩下了一張煞白的臉。
《醜小鴨》不知現在還有沒有？那輛“福”字牌輪椅，理應歸功其首任社長胡石英。見我那手搖車抬上抬下著實不便，他自言自語道：“有沒有更輕便一點兒的？也許我們能送他一輛。”瞌睡中的劉樹生急忙弄醒自己，接過話頭兒：“行啊，這事兒交給我啦，你隻管報銷就是。”胡石英欲言又止——那得多少錢呀，他心裏也沒底。那時鐵良還在“醫療設備廠”工作，說正有一批中外合資的輪椅在試生產，好是好，就是貴。樹生又是那句話：“行啊，這事兒交給我啦，你去買來就是。”買來了，四百九十五塊，1983年呀！據說胡社長盯著發票咋舌。
這輛“福”字牌輪椅，開啟了我走南闖北的曆史。其實是眾人推著、背著、抬著我，去看中國。先是北京作協的一群哥們兒送我回了趟陝北，見了久別的“清平灣”；後又有洪峰接我去長春領了個獎。父親年輕時在東北林區待了好些年，所以沿途的大地名聽著都耳熟；馬原總想把我弄到西藏去看看，我說：下了飛機就有火葬場嗎？嚇得他隻好請我去了趟沈陽。王安憶和姚育明推著我逛淮海路，是在1988年。那時她們還不知道，所謂“給我妹妹挑件羊毛衫”其實是借口，那時我又一次搖進了愛情，並且至今沒再搖出來。少功、建功還有何立偉等等一大群人，更是把我抬上了南海艦隊的魚雷快艇。僅於近海小試風浪，已然觸到了大海的威猛——那波濤看似柔軟，一旦顛簸其間，竟是石頭般的堅硬。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