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士
隱士，曆來算是一個美名，但有時也當作一個笑柄。最顯著的，則有刺陳眉公的“翩然一隻雲中鶴，飛去飛來宰相衙”的詩，至今也還有人提及。我以為這是一種誤解。因為一方麵，是“自視太高”，於是別方麵也就“求之太高”，彼此“忘其所以”，不能“心照”，而又不能“不宣”，從此口舌也多起來了。
非隱士的心目中的隱士，是聲聞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這種人物，世間是不會知道的。一到掛上隱士的招牌，則即使他並不“飛去飛來”，也一定難免有些表白，張揚；或是他的幫閑們的開鑼喝道—隱士家裏也會有幫閑，說起來似乎不近情理，但一到招牌可以換飯的時候，那是立刻就有幫閑的，這叫作“啃招牌邊”。這一點，也頗為非隱士的人們所詬病，以為隱士身上而有油可揩，則隱士之闊綽可想了。其實這也是一種“求之太高”的誤解，和硬要有名的隱士，老死山林中者相同。凡是有名的隱士，他總是已經有了“悠哉遊哉，聊以卒歲”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晝耕田，晚澆菜，夜織屨，又那有吸煙品茗，吟詩作文的閑暇？陶淵明先生是我們中國赫赫有名的大隱，一名“田園詩人”，自然，他並不辦期刊，也趕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漢晉時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並且給主人種地，營商的，正是生財器具。所以雖是淵明先生，也還略略有些生財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沒有酒喝，而且沒有飯吃，早已在東籬旁邊餓死了。
所以我們倘要看看隱君子風，實際上也隻能看看這樣的隱君子，真的“隱君子”是沒法看到的。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棟，但我們可能找出樵夫漁父的著作來？他們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魚。至於那些文士詩翁，自稱什麽釣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遊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嚐捏過釣竿或斧頭柄。要在他們身上賞鑒隱逸氣，我敢說，這隻能怪自己胡塗。
登仕，是噉飯之道，歸隱，也是噉飯之道。假使無法噉飯，那就連“隱”也隱不成了。“飛去飛來”，正是因為要“隱”，也就是因為要噉飯；肩出“隱士”的招牌來，掛在“城市山林”裏，這就正是所謂“隱”，也就是噉飯之道。幫閑們或開鑼，或喝道，那是因為自己還不配“隱”，所以隻好揩一點“隱”油，其實也還不外乎噉飯之道。漢唐以來，實際上是入仕並不算鄙，隱居也不算高，而且也不算窮，必須欲“隱”而不得，這才看作士人的末路。唐末有一位詩人左偃，自述他悲慘的境遇道：“謀隱謀官兩無成”，是用七個字道破了所謂“隱”的秘密的。
“謀隱”無成，才是淪落，可見“隱”總和享福有些相關，至少是不必十分掙紮謀生，頗有悠閑的餘裕。但讚頌悠閑，鼓吹煙茗，卻又是掙紮之一種，不過掙紮得隱藏一些。雖“隱”，也仍然要噉飯，所以招牌還是要油漆，要保護的。泰山崩，黃河溢，隱士們目無見，耳無聞，但苟有議及自己們或他的一夥的，則雖千裏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聰目明，奮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遠勝於宇宙之滅亡者，也就為了這緣故。其實連和蒼蠅也何嚐有什麽相關。
明白這一點，對於所謂“隱士”也就毫不詫異了，心照不宣，彼此都省事。
一月二十五日
論諷刺
我們常不免有一種先入之見，看見諷刺作品，就覺得這不是文學上的正路，因為我們先就以為諷刺並不是美德。但我們走到交際場中去，就往往可以看見這樣的事實，是兩位胖胖的先生，彼此彎腰拱手，滿麵油晃晃的正在開始他們的扳談—
“貴姓？……”
“敝姓錢。”
“哦，久仰久仰！還沒有請教台甫……”
“草字闊亭。”
“高雅高雅。貴處是……？”
“就是上海……”
“哦哦，那好極了，這真是……”
誰覺得奇怪呢？但若寫在小說裏，人們可就會另眼相看了，恐怕大概要被算作諷刺。有好些直寫事實的作者，就這樣的被蒙上了“諷刺家”—很難說是好是壞—的頭銜。例如在中國，則《金瓶梅》寫蔡禦史的自謙和恭維西門慶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矣！”還有《儒林外史》寫範舉人因為守孝，連象牙筷也不肯用，但吃飯時，他卻“在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圓子送在嘴裏”，和這相似的情形是現在還可以遇見的；在外國，則如近來已被中國讀者所注意了的果戈理的作品，他那《外套》（韋素園譯，在《未名叢刊》中）裏的大小官吏，《鼻子》（許遐譯，在《譯文》中）裏的紳士，醫生，閑人們之類的典型，是雖在中國的現在，也還可以遇見的。這分明是事實，而且是很廣泛的事實，但我們皆謂之諷刺。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