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書在此，隻等諸位簽押。”海商取券書奉上。
利字當頭，有進無退。漁人依次簽押，自去開戶不提。
恭送漁人出門。海商吹幹墨跡，長抒胸臆：“吾王威天下，果不以兵革之利。”
初夏正當海捕。
首付十萬，三日講解，牽風船揚帆出港。
一網下水，無往不利。魚獲蜂擁上市，產量陡增。乃至港口漁商，無力收購。滿船魚鮮亦無處存放。如之奈何。
便在此時。海市一艘大舡，徐徐立旗：“魚鮮（工）坊”。
機關驅動，掛鉤去鱗、剖腹開膛，鹽水衝洗、煙熏烘幹。待包裝出坊，已成幹貨。
句章港市，自上而下。連人帶狗，目瞪口呆。
便有海市商人，近前詢問：“魚幹賣否？”
自然賣得！
市價收購，直接到賬。人入貲庫，隨用隨取。不要太方便。
甬東港城，漁港、船塢、鹽牢、工坊、邸舍、商肆、酒壚、湯池、客舍、市樓、城倉、番市、蠻夷邸、市舶寺，如雨後春筍，接連建起。換鹽、修網、上油、清艙……殘血夜入船塢，明日必滿血取回。還有何話好說，娘親！揚州漁人，紛至遝來。遷居中山洲，入籍薊國不提。不僅漢人如此，島夷已如此這般。走出蠻荒，遷入臨近薊國港城，耳濡目染，不斷向化。
薊國大舡又運來嶺南青壯健婦數萬。截流治水、捍鹵蓄淡。築路造堤，通渠圩田。街衢四通，舟橋相連，不斷向內陸延展。
甬東港長，授予番禺董正。
焦矯亦如願，獲番邦通商權。於港市中起高樓，自號‘胡老館’，專與番商互市。前漢時，鹽鐵專營。便是後世所謂“許可證製度”。為重農抑商，前漢武帝時，推行“算緡告緡”、“均衡平準”、“謫發商賈”等，一係列措施。並規定：“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對商人征收車船稅。今漢雖未行抑商，然光武帝時，桓譚亦曾提出“禁民二業”之主張。雖終未能執行，然焦矯未雨綢繆，先得薊王許諾，再與番商互市。可謂老謀深算。有備而無患。
話說。是否置《對外貿易許可證》，薊王亦思許久。權衡利弊，並未執行。之所以要抑商，隻因商貿過於繁盛。“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裏不遠者，利在前也”，“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於是乎“民棄本逐末”。
時“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遊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眾”。以至於“車船販賈，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甚至，烏桓寇雲中，一次即“遮截道上商賈車牛千餘兩（輛）”。於此足見一斑。再深思，除去人口、資源、技術、物產，皆隨兩漢大興。牛馬眾多，道路通達，內政外交，亦是必要便利條件。漢之強，非設身處地，而不可盡知也。
除去各自為商，互通有無。商業聯盟，亦現端倪。
所謂“中舨共侍約”，即合夥商販，共同訂立契約。民間資本，開始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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