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寶嗯了一聲，以他自己的見解繼續分析。
新經濟因素與舊國本的衝突，是隨著“一條鞭法”的實施與倭寇的蕩平和“海禁”的鬆弛。明東南地區的新經濟因素不斷發展，即所謂“資本主義萌芽”。
而江南地區工商業的蓬勃發展，與傳統上以農業為立國之本的衝突必然存在。
萬曆年間，明神宗萬曆皇帝為解決國庫不足與宮廷消費不足的問題。派出“礦監稅使”四處斂財，這種禍國殃民的掠奪式征稅，尤其受到了東南發達地區工商業者的強烈抵製。
江浙工商業者與民眾對其的抵製甚至達到了武力對抗的程度。
南直蘇州地區於萬曆二十九年爆發的民變即是其一例。
而明末東林黨崛起，某種程度上支持新經濟的發展。
其思想主張中也有“工商皆本”，反對大征商稅。
東林黨人鳳陽知府李三才便極力反對這種行為。
而後期東林黨要求減少對工商業者征稅，這一方麵保護了工商業的發展，但另一方麵也間接的動了“國本”，國本是立國之本，即農本立國。
減少了對工商業的征稅，導致稅種單一，就必然減少國庫收入以及對農業征稅的增加。
後來的“三餉”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
“稅不征於東南則必稅於西北”，黃土高原的民變不僅僅是天災造成的，若國家實力雄厚，政策得當，萬不會引起此般規模龐大之起義。
這就涉及到了一個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周期率問題。
這種新經濟因素出現並繁榮而最終未能突破農本束縛而夭折的現象，在中國的曆史上，出現過至少三次。
首次是盛唐天寶年間，在傳統經濟的高度發展下，各行各業產生了許多新的經濟因素。
而唐玄宗未能加以利用，沒能在體製上給予適應的體係化配套建設。而是草草應付，設置相應行業的稅使征稅而已。
而接下來爆發的“安史之亂”使社會經濟出現倒退，新經濟隨之在戰亂中大幅削弱；新經濟因素與農本可能出現的矛盾在萌芽中被消除。
安史之亂同時也是中國古代傳統社會的一個轉折點。
第二次出現在北宋年間，宋代的社會經濟發展良好，市民經濟相當發達，各種服務市民階層的行當與新事物不斷出現並發展。
交子、飛錢、瓦子的出現，活字印刷術的推廣，說書業的興盛，以及相應戶籍體製中出現的“坊郭戶”作為一個單獨戶種的出現。
城市極大繁榮，海外貿易繁盛，無不體現了新經濟因素的到來。
而“王安石變法”中出現的“免役法”“均輸法”無不體現了新形勢下的要求。
而“市易法”則可以說是國家力量利用金融業的雛形。
這次變法可以說是一次中國可能進入近代的機會。
但是，畢竟時機條件還是不太成熟，經濟上農業仍為絕對主導。
法律條文是舊式的，保守派與變法派官員是舊式的，皇帝是舊式的，思想是舊式的，整個社會原有體製與思想和社會經濟條件均大體與舊體製符合，而少數不成熟的“冒頭”思想很快被淹沒，至於變法實踐操作中出現的重重問題，更明顯帶有舊體製的深厚烙印。
當然，苛求古人超越時代的限製，也是極為不合適的。隻能說這是曆史環境的必然。
王安石變法失敗後，以致到靖康之變，落後民族入主中原，使得農本與新經濟的矛盾再次強製性化解。
因為新經濟在長期戰亂以及之後落後民族的統治中遭到極大削弱，其基石農業也發生暫時性衰退。
第二次新經濟因素未能突破農本經濟。
而到了明朝中後期，第三次新經濟因素再次發展到了與農本經濟相衝突的地步，而這次最為發達，因為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但終究沒有突破農本經濟體製。
因為傳統經濟的發展分為兩條線:新經濟因素建立於農本經濟高度發達的基礎上，而根據曆史經驗，農本經濟的發達必然導致生產資料的高度集中——土地兼並，而新經濟因素的產生不過是農本經濟發達帶來的副產品。
而土地大兼並釀成社會動亂，社會動亂的結果摧毀脆弱的新經濟。
而隨後的清軍入關又一次加劇了這一結果，新經濟再次受到限製。
韋寶覺得，明朝的滅亡一定程度上是農本經濟的周期性矛盾。
經濟發展——土地大兼並——社會矛盾激化——動亂——經濟衰退——再發展。
所造成的結果，這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周期率有著殊途同歸的結局。
而不幸的是，明朝成了此規律的又一個適用者，這一鏈條中最後的犧牲品。
清朝的滅亡有太多的近代原因，其滅亡不完全適用於此規律。
土地兼並，朱由校能聽懂，但是資本主義是什麽，朱由校就聽不懂了。
韋寶一句話就解釋了，“人口增長，人均土地越來越少。土地兼並，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既得利益者增多，財政負擔越來越大。陛下，漢唐元，都是這麽滅亡的。就是一個家裏，幹活的人吃不飽，不幹活的不但吃的飽，吃飽了沒事幹，把錢藏匿起來，還欺負幹活的人，家裏幹活的人不答應，肯定要跟不幹活的人打起來，外麵看這家人老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肯定也要趁機來偷東西搶東西，麵對這些狀況，一家之主毫無辦法。”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