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強硬執行剃發易服是災難性的，不顧官民的強烈反對強行推動已然不妥，祭出屠殺來鎮壓反對者更是錯上加錯。
而造成這個曆史悲劇的最大責任者無疑是清朝的最高統治者，似李若琳這些推波助瀾者當然也起到很多負麵作用，但將主要原因歸於他們未免高看了這些人在清初政策製定方麵的作用。
部分人僅僅將剃發易服歸結於孫之獬，但他當時不過是一個禮部左侍郎，比之李若琳還不如，更不用說那些勸阻多爾袞的大學士了。
剃發令從發布到取消到再發布的過程中，涉及大量的爭論，僅僅將之總結為孫之獬一上疏，多爾袞一批準就完了，未免顯得滑稽了些。
部分歸順清朝的大臣對清廷統治者也有一些高期望。
比如趙開心在奏疏中就提及“謂我清朝主盟中夏，急當講求帝王文物之理，方將進皇上王上加袞冕以隆郊祀，以示觀仰”，不僅反對剃發易服，還希望多爾袞與順治能加袞冕。
即使後來執行了剃發易服，也仍有大臣提出“朝祭宜複用袞冕”，當然這些提議都被拒絕了。
可見在明清易代時，清朝統治者與歸順大臣之間關於衣冠製度是存在認知衝突的，這些認知衝突，在前期因為兵事問題被清廷暫時壓了下去，給了歸順官民一種錯覺，甚至更高的期盼，所以當問題重新浮出時，清廷統治者會“驚覺”居然有這麽多人反對剃發易服，甚至讓他們有必須強硬推行的感覺，這可能也是清廷前期強硬執行剃發易服的一個原因。
晉商之流的漢奸，以及滿清入關之後剃發易服這兩件，是給韋爵爺留下最深印象的兩件事。
韋寶對晉商的痛恨，要遠遠勝過痛恨東林黨和閹黨。
隻可惜上回搞文字清查，主要集中於北直隸地區，以及山東和河南的部分地區，並沒有推行到山西去。
主要因為韋爵爺的勢力範圍沒有達到那麽遠。
而且就算是達到了那麽遠，沒有大軍在當地維持的話，也是沒用的，逼急了，很可能激起大規模的變亂，惹得晉商幹脆反出大明之外，或者幹脆招兵買馬，發展成割據勢力，都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如果不想激起整個曆史大變化，不想死更多的人，很多時候，很多事情，韋爵爺都沒有辦法靠武力解決，相當麻煩。
沒辦法讓薊州軍到長城外麵去接應內喀爾喀的人馬，韋寶卻也派人往薊州各個駐軍的營地去了書信，隻能死馬當活馬醫。
十多個大大小小的薊州軍大營都沒有反應，唯獨之前與韋爵爺接觸過的曹文詔帶了一千人出關接應。
因為曹文詔的人馬得到過韋爵爺的親自封賞，曹文詔是感恩的人，也很佩服韋寶的為人。
韋寶才到遼東就組織大軍對抗建奴，這在曹文詔這種猛將們看來是很提振士氣的，甚至比很受薊遼邊軍愛戴的孫承宗孫督師都做的好。
韋寶不但賞賜過曹文詔和曹文詔手下兵士銀兩，還給曹文詔增加了兵額，讓曹文詔從帶五百人的營官，升級成為帶一千人。
這就不光是給過曹文詔好處，還算是韋爵爺對曹文詔有過知遇之恩了，因為手下兵額數目多了，變相的等於升了官，至少，曹文詔比同等級的遊擊將軍要高檔一些。
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讓曹文詔毅然出了長城。
曹文詔的一千人是有少量馬匹的，並不全是步兵，有近百匹戰馬，這在大明邊軍當中非常少見，大明邊軍除了祖大壽的錦州軍，還有薊遼督師府直接控製的寧遠城的兵馬，幾乎都是沒有戰馬的，有也非常少，充其量就是幾十匹馬，給當官當將領的人代步用的，根本不夠訓練騎兵。
所以，在韋寶的側麵關照下，曹文詔的軍隊數量並不龐大，但是裝備算是大明邊軍當中十分精良的了。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