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白銀的大量流入，中國的生絲及紡織品、陶瓷器、漆器等工藝品、礦產品及金屬製品、水產品、農產品等商品也源源不斷地輸送至東南亞各港口。
以生絲及絲織品為例，明清之際的顧炎武曾記載，海商販運湖絲，太湖流域生絲及絲織品至東南亞，獲利一倍。
中國海商輸往菲律賓群島的絲貨價值，1600年前後每年在103萬兩左右，1630年達到135萬兩左右。
而運往菲島的中國絲織品，除了小部分在當地消費外，大部分又通過西班牙人的大帆船運往拉丁美洲銷售，中國絲貨價格隻及西班牙同類產品的三分之一。
在墨西哥等地，十七世紀三十年代就有一萬四千人專門利用中國生絲進行加工製造；在拉丁美洲很多地方，中國絲綢不僅成為一些市民的服裝衣料，而且還成為教堂的裝飾品。
明末商品物美價廉，因而多成為東南亞市場和歐美市場的搶手貨。
與此同時，明末的海外市場需求也直接刺激了江、浙、閩、粵、贛等地區的絲織業、棉織業、染織業、製瓷業、鐵器業、製糖業等行業的發展。
市鎮經濟興起，商品地域特色突出，湖絲、鬆江棉布、景德鎮以及德化瓷器、佛山鐵器等，皆聞名於國內外市場；贛南山區甚至因為食糖大量出口而廣泛種植甘蔗。
此舉也對中國的農業發展產生了影響。
明末海商從菲律賓引進的拉丁美洲作物，包括玉米、番薯、馬鈴薯、煙草、花生、辣椒、番茄等，不僅對我國糧食生產和人口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而且還豐富了飲食風味。
而且隆慶開海也為外來的新思想和新技術的引入帶來了便利。
所謂“隆慶開海”其實隻是順水推舟的將名存實亡的“海禁”掃入曆史的垃圾堆而已，本質上是順應自由貿易的時代潮流，任何一個正常的朝代都會做。
所以本質上並不是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政治舉措，僅僅隻是回歸正常的罷了。
塗澤民於隆慶元年申請開海禁，允許海商前往東西二洋貿易的要求，但是並沒有說到朝廷何時批準這一申請的。
包括後來的萬曆年間福建巡撫許孚遠在《疏通海禁疏》中也隻提到塗澤民於隆慶初年提出開海一事，也沒有說朝廷具體何時批準的這一申請。
於是隆慶初年，前任撫臣塗澤民，用鑒前轍，為因勢利導之舉，請開市舶，易私販而為公販，議止通東西洋，不得往日本倭國，亦禁不得以硝黃銅鐵違禁之物，夾帶出海，奉旨允行，幾三十載，幸大盜不作而海宇宴如。
“隆慶開海”的地點，大多數人可能潛意識裏就以為海澄縣的月港就是首選地點，其實並不是，當時考慮的首選地點是詔安縣的梅嶺，但是因為土匪盜賊太多，阻礙道路交通，無可奈何之下才選擇了月港地區。
從一開始的3000兩白銀，到後來幾乎每年能給大明提供接近三萬兩的稅收，收入十分可觀，至於萬曆四十三年為何從29000多兩降低到了23400多兩，主要是因為萬曆派出稅監高寀入閩橫征暴斂，接受荷蘭人的賄賂密謀出賣澎湖列島，通倭外加拖欠大量商民財產還火燒一批民房鎮壓百姓合理訴求。
福建全省官民多次投訴，終於引起萬曆重視，於萬曆四十一年撤掉了高寀，並且為了安慰民心，下詔減免了三分之一的關稅，並且後續四十三年又下詔減免。
萬曆四十一年，上采諸臣議，撤案璫還，詔減關稅三分之一，漳稅應減萬一千七百。當事悉罷五關雜稅，獨以洋商羅大海之重利。即不減猶可支持，僅三千六百八十八兩，然不可謂非聖世洪洞之恩也。
萬曆四十三年，恩詔量減各處稅銀。漳州府議東西二洋稅額二萬七千八十七兩六錢三分三厘，今應減銀三千六百八十七兩六錢三分三厘，尚應征銀二萬三千四百兩。
隆慶開海影響的方麵具體可以分為如下幾個方麵，第一是對福建本地商民的影響；第二是對來華貿易的洋人的影響；第三是對大明政府的影響。
從第一點來看，福建本地商民在開海中是受益極大的一方，眾所周知福建多鹽堿地，很難依靠種植糧食致富，土地貧瘠決定了這方土地不會太過富有，但是開海之後對外貿易利潤能達到十倍之多，於是福建本土百姓紛紛出海，哪怕是船引限製，也抵擋不住私人出海的野心。
大家前赴後繼衝向致富的大海，不懼波濤生死，發家致富者不在少數，月港甚至因此被譽為“小蘇杭”。
於是，饒心計者，視波濤為阡陌，倚帆牆為秣穭。蓋富家以財，貧人以軀，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故民樂輕生，鼓枻相續，亦既習慣，謂生涯無逾此耳。方其風回帆轉，寶賄填舟，家家賽神，鍾鼓響答。東北巨賈，競鶩爭馳。以舶主上中之產，轉盼逢辰容致巨萬。若微遭傾覆，破產隨之，亦循環之數也，成弘之際，稱“小蘇杭”者非月港乎。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