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每年內地商船出入海口者，約自二十餘隻至三十餘隻不等，外夷洋船，約自十餘隻至二十餘隻不等。
這說明那個時候的廣州海關每年交稅給清廷的船隻，在乾隆十七年僅有20艘到30艘之間。
這對於華夏這麽大的國家，這麽一點點船隻往來的貿易量，可以說等於沒有海貿。
二三十艘船能運來多少東西，和一個縣城做貿易都不夠。
影響非常小。
康熙曾經說過，以蘇州船廠每年造船出海貿易多至千餘艘，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二十六日，命出海船隻不許多帶口糧，於海壇截留出南洋船隻。
並渝：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即便不限製，出海商民願意納稅的也是少之又少，絕大部分選擇走私。
這也是為什麽重商的宋元仍然收不到多少商稅的緣故。
南宋初期算上擺地攤等人上門，總共收到的也隻是是100萬兩，據說占南宋歲入20%。
即便考慮到我宋時候銀子比較值錢，也是有夠磕磣的。
至於宋為什麽歲入經常出現幾千萬貫、上億貫之類的奇葩數據，那是紙幣本位下通貨膨脹鬧的。
據說大元還曾經歲入幾十億貫過。
而赫德打理大清海關用火輪船抓走私之後，一年能收上2000萬兩更說明了這點。
但是比起大清的對於商民出海，除了年限之外不做限製。
限製年限是因為大清很畏懼漢人在南洋建立勢力，深惡痛絕，見到漢人勢力擴張就恨得牙癢癢。
大明這110船引好像還是少了點，之前更是連110船引都沒有。
聯係嘉靖朝朱紈嚴厲打擊走私，被浙江福建士紳發動在中樞的勢力攻訐，被迫自殺。
就能發現，閩浙士紳似乎並不願意開海。
在海禁的前提下，有官僚支持的走私商人沒有被朝廷打擊的風險。
除非碰上朱紈這種愣頭青，而沒有官麵背景的走私商人有這個風險。
雖然很小，明代海禁絕大部分時候執行上很寬鬆，這樣的情況，對於缺乏背景的中等商民是不利的。
一旦開海，中等商民就能和官商勾結的巨商進行相對公平的競爭了。
閩浙地區以富庶著稱，在宋元兩朝，其富民長期逃避稅役，勾結官僚，使得國庫空虛。
明初開國，朱元璋曾經對閩浙地區的富民進行打擊，但治標不治本，其地的士紳勢力很快又崛起，影響朝堂。
所以明朝開海進程的緩慢，以及隆慶開海的有限性，與這些閩浙富民的操縱，是分不開的。
清朝不是很給閩浙富民麵子，是否證明大清能夠更好地打擊豪強，保護平民利益。
並不是如此。
清朝土地兼並，能排在曆朝曆代第一。
而晉商也在清朝過得猶為滋潤。
明代平民出身進士約占總數50％，清代則減至百分之三十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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