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明王朝末年的中國大陸，正處於一個非常時期——在封建主義的氛圍中，舊有的政治體製、生產方式、思想文化都同時走向了成熟的頂峰，同時也走到了腐朽的絕壑邊緣。與之相伴的是，資本主義的萌芽——當然也僅僅是萌芽而言，不宜高估——正在緩慢發展，一批具有嶄新的精神氣質的啟蒙思想家，恰似星光燦爛，正在向舊時代揮手告別。民間出現了反應新興市民階層全新心理的諸如‘三言二拍’等傳奇，這已經能夠從某些角度初步明問題了……”1678年1月0日，馬當要塞下的半封閉碼頭內，郭普夏刁著一個煙鬥，用有些驚訝的目光看著手頭的這份報告。
報告是他的副官聯合諸多參謀集體撰寫的，還沒來得及提交上去，目前還是初稿，先拿過來給郭普夏過過目，提提意見。
老實，報告的開頭還是挺驚豔的，體現了他的這位出身兵團堡的副官學院派的風格。同時也看得出來，他們這幫人是真真正正地對中國傳統文化有過深入了解的，對明清之際的市井文學甚至都有所涉獵，這非常不容易。要知道，他們在東岸本土從學習到的知識，與明國、清國這邊還是大有不同的，因為分出大量精力學習了諸如地理、自然、科學、軍事、法律、衛生等諸多學科的知識，對傳統文化的學習力度遠遠不如明國人和清國人。
再考慮到社會製度、經濟基礎、生產力水平等方麵的不同，他們看待世界的三觀和思考問題的方式，與明國人、清國人也存在顯著的不同。也就是，他們與中國大陸上的居民雖然在血緣上沒什麽差別，但文化區別還是不的（東岸人自認自己是華夏文明的“進化版”，是正宗，明清的腐儒已經走偏了路），因此來到遠東大陸後，很多東西需要重新學習，也需要重新了解中國人的思維模式，這無疑需要花費很大的精力。
“……就順國而言，因為戰爭重壓導致的對財貨的渴求、對高效率生產模式的向往、和我國交流的頻繁以及君主的個人喜好等原因，資本主義萌芽對社會發展已具有著明顯的導向性。比如景德鎮的陶瓷業、贛州的製煙業（這是從東岸引進了煙草後發展起來的）、萍鄉的采煤業、湘潭的冶鐵業、長沙的槍炮製造業、零陵的藥材種植業等等，這些是集中度比較高的製造業，此外還有諸如鹹寧大布、長沙棉布、衡陽花布，江西鞭炮、竹器、金箔、紙花、雕刻，湖北錫器、漆器、養蜂等以作坊甚至個體手工業者為主的分散製造業，多年來行銷蜀地、兩廣、西南甚至吳越、中原等清國轄境，獲取了大量的利潤。這些利潤，基本都就地花費掉了，換成了大順政權急需的各類物資，其中既有綢布、茶葉、鹽、油料、酒等生活用品，同時也有諸如武器、軍資、彈藥、戰馬、機器等關乎戰爭成敗的軍需物資。”
“……不得不承認，大順政權治下不過區區三省，人口不過千萬——湖南三百餘萬（增加了很多湖北移民後的數字）、江西五百餘萬，湖北及四川部分地區加起來接近二百萬——但就製造業和商業的活躍程度而言，當真是一線水平的，人均生產力水平是要高於清國和明國的，這點毋庸置疑。”
“……生產花布的衡陽城內，按寬閑屋宇，多賃外省布商為寓，且城內外省布商立店號十數處，進出口繁榮。作為大順前營根本重地的武昌城，因當年遷移了大量漢口商販、手藝人定居，商品經濟發展迅速，並出現了諸如羅明德牛燭、何雲錦靴、洪太河絲線、羅元帽、牛同興剪刀、王恒豐煙袋、馬公良香貨等手工名牌商品和商店。在大順首都同時也是工業生產重地的長沙，出現了包括衣服、鞋襪、蘆席、草紙、花布、白布等專業性街道，由此可見工商業的繁榮。”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