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農民人口與外地移民湧入包括長沙、衡陽、南昌、武昌、巴陵、贛縣在內的諸多大城市，成為出賣自身勞動力的雇傭手工業者，帶來諸多問題的同時，也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了大量的財富。產銷結合的手工業，以金錢為軸心的市井生活，廉價且充足的勞動力後備大軍，發財的機遇與淪落街頭的悲慘結局，遠未成熟的資本關係和市場體係，繁華的表象背後潛伏著重重隱而未發的危機，這一切都預示著新舊生產關係之間的摩擦、衝撞與轉換。在上述地區，的確存在著很大一股與傳統封建社會的價值尺度及行為模式格格不入的新生力量，它毫無疑問地指向了未來。”
“……傳統守舊的思想是這些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最大阻礙。正如長沙一位傳統士紳所言：‘商賈糜至，百貨山積，貿易之巨區地。夫逐未者多，則泉刀易聚；逸獲者眾，則風速易隤。富家大賈，擁巨資，享厚利，不知黜浮崇儉為地惜物力，為地方端好尚，為子孫計久遠；驕淫矜誇，惟日不足。中戶平民，耳濡目染，始而羨慕，既而則效，以質樸為鄙陋，以奢侈為華美，習與性成，積重難返。’由此可見，古老而傳統的自然經濟和封建社會，對新生經濟的敵視態度相當明顯，若非李順政權出身底層，軍事壓力又大的話，未必樂於如此銳意改革，當然這也是他們統治三省之地數十年，地方士紳始終沒有忘記前明政權的主要原因所在，雖然他們現在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充當了地主階級的代言人了。”
看到這裏，郭普夏放下了文稿，輕啜了一口濃茶。這段話，當真是到他心眼裏去了！多年以來，因為“出身原罪”，從李自成、李過時代開始，湖廣、江西等地的士紳就始終對李順政權若即若離，甚至還抱以敵視的態度，這從當初李過開科取士應者寥寥就能看得出來。因此，李順政權一麵繼續與地方士紳聯絡感情，一麵將裁汰下來的大量軍士（因為農民軍的特性，軍隊數量龐大，且男女老少皆有，品流複雜）安置到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各府縣，開墾荒地、充實地方的同時，也能加強大順朝廷對基層的掌控力。
後來，隨著東岸人果斷介入中國局勢，清軍大舉南征遇阻，李順政權轉危為安之後，經過數十年的耕耘，三省士紳與大順政權表麵上的敵對沒那麽強了，合作開始漸漸變得有了一些融洽。但考慮到以前的局麵，李順政權上層對這些人始終缺乏足夠的信任感，尤其是經曆過那段歲月的老將、老帥乃至皇帝（李過、李來亨父子）很多都還在世，他們自然不可能對士紳們的那一套有多少好感。
相反，出身底層、文化水平偏低、思維不受腐儒條條框框束縛的他們，對於如何快速撈錢、生產糧食、製造軍需物資很感興趣，即對來自東岸的那一套倒比較中意。再加上彼時東岸一方也有意扶持，給他們轉讓了一些技術和設備，同時幫著在煙台學院（原抗清軍政大學）培養了一批幹部，這些人與湖廣、江西原本比較微弱的資本主義火星相結合，花了足足二十年時間，最終將這些火星發展成了火苗，也是相當之不容易。
客觀地，這些資本主義作坊為李順政權生產了很多財貨，並通過行銷各省賺取了大量利潤，即李順政權等於是用商品經濟來從周邊諸省吸血，進而供養己身。不然的話，你以為光靠東岸人的援助，李過、李來亨父子二人就能維持得了規模如此龐大的軍隊麽，雖然那些士兵的待遇看起來並不高。
但任何一種新生事物在發展的初期，自然都會麵臨傳統文化、思想、體製的重重壓製，嚴重阻礙甚至消滅其發展，除非你能找到一處如華夏東岸共和國那種白地，並一開始就確立好規則，然後慢慢往裏麵填人，並心翼翼地嗬護維持原有秩序的不改變，如此才能平穩發展起來。可在順國境內沒有這種條件，於是便很輕易地就導致了新生勢力與傳統社會的碰撞，進而嚴重到割裂了整個社會，造成了無數的問題。要知道，衡陽、南昌、贛州等地，就經常發生一些工坊被打、砸、燒、搶事件，前往城裏做工的工人也被鄉下族長索回，在這個時候，因為人才儲備的不足，很多地方州縣的官員都是士紳出身，他們在處理此類事件時甚至還偏袒那些所謂的鄉賢、族長們，痛斥製造工坊“終日逐利，敗壞風氣”雲雲。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