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桑鵬講話的時候，所有人都靜靜認真聽著，隻有一個學校宣傳部的工作人員拿著相機貓著腰在觀眾席第一排前麵活動。鏡頭先是從不同角度對準主席台，快門按了幾十次。然後工作人員就轉身，把鏡頭對準了觀眾一陣猛拍。
全景之後，攝影師又要捕捉一下個人風采，他在楊景行和李迎珍前麵一米左右的位置蹲了下來按下快門。
楊景行似乎很有經驗，沒有看鏡頭，依然注目主席台。攝影師拍了兩張後又鴨子步朝左邊挪動屁股，再舉起的鏡頭明顯是對準了楊景行和齊清諾，之後再讓賀宏垂也當當中心人物。
丁桑鵬並沒立刻發表對楊景行和三零六的看法，而是確立了今主題後就請其他人講一講自己的想法。
簡短的謙讓後，校長開始表現主人的熱情態度，他：“今是個難得的機會，我拋磚引玉，一自己對民樂和新音樂的一點觀點。
我覺得，如果一部音樂作品有鮮明的民族風格或者地方色彩，固然是可喜，但不是我們必須刻意去追求的，也不是不可或缺的。相比之下，作品的個性，對於作曲家來要更為重要。
隻有民族性，是遠遠不夠的。我覺得，任何民族風格都是曆史地形成的，它受到政治、經濟、社會、地理、語言、氣候等多種因素影響，這些因素都是處於變化之中，風格的確立是相對的，風格的遊離倒是絕對的。
比如，我們總不能因為生活在今高科技時代的浦海，生活風俗和語言習慣都遠遠不同於剛開埠時候的浦海人，就去指責當代浦海人丟失了他們的傳統和風格。
舉個眼前的例子，剛剛那首《就是我們》，不能因為作曲者和演奏者多方麵的創新和突破，我們就這不是一件民樂作品，或者不是一件純粹的民樂作品。
作為一個現代作曲者，要真實地反映、表達他對自己的時代，對社會、對生活的認識和體驗，能夠引起人們的共鳴。他的風格必然是屬於他所生存的這個時代，但這並不妨礙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使用傳統的技法。
就像新古典主義者，新巴洛克主義者，他們高喊“回到巴赫去”，其實他們從來沒有按照純粹的巴赫風格來寫賦格曲。沒有人會把欣德米特的《調**》聽成《十二平均律》，也不會有人把施尼特凱的《大協奏曲》當成維瓦爾第的作品。
再新音樂，其實新民樂也已經不是個新概念。
西方新音樂，也有叫現代派，先鋒派，主要在歐美國家出現。它的出現和個性解放有關係。
追求個性當然是對的，但也容易走極端，往往會忽視思想內容，忽視情感表達。有的西方作曲家幹脆，音樂是不能表現任何除音樂本身之外的任何東西的。不過這種觀點，我們大概很少有人能接受吧！
那些“新音樂”究竟是不是能在曆史上站得住腳，隻有等時間來驗證了。當初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首演，觀眾的反應是嘲罵、嘩然大笑和哨聲。但是最近的演出，這件作品卻得到了長達數分鍾的掌聲和歡呼。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