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對他們來，治下的這些人的水平就是他們教育的結果，他們怎麽可能把問題的先提條件設置成百姓是‘愚昧’的呢？
當然，話回來，百姓本身不能愚昧或者不愚昧，隻能是淳樸。當然，真正起來，這兩個名詞並沒有絕對的衝突。
可以，百姓就是那個百姓，而真正決定他們是‘愚昧’還是‘淳樸’的乃是上位者。
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凶器是無罪的，有罪的是凶手。
很多時候，百姓可能就是這個工具，就像田乞的‘市國’，自下而上控製全國。
若是上位者心係百姓，萬民同心，眾誌成城，那麽必然是眾人拾材火焰高，創造出輝煌璀璨的文明。
然而曆史上，眾多的上位者很少有達到這個高度的。一方麵是上位者自己居心不良，另一方麵也是廣開民智這種事情的難度實在是太大了。
另一方麵來，隨著時代的展，民智的開啟，到了這個階段，舍己為人，舍生取義的意念已經一去不複返了，哪怕是上位者也都是為了自己的考慮，他們所做的開民智也是在維持自己的基礎上所做的。
甚至的不好聽一點，他們是打著開民智的旗號在‘愚民’。
民智強，則國家強；民智弱，則民族亡。對於民智在國家振興和民族崛起中的這種關鍵意義，
自從孔夫子提出“學而優則仕”以來，官僚集團就是一個智商較高的社會群體，社會精英主要集中在這裏，似乎他們不是開民智的重點。
但是，權力既可能使人異化，也容易讓思想僵化，利益的驅使更會讓一些人變為社會正義和社會進步的反對者。在中國曆代的社會變革中，多數官員受權利、地位的製約，總是站在社會改革的對立麵，成為曆史車輪呼嘯前進的絆腳石。從一定意義上講，曆次改革的最大障礙，主要來源於守舊官僚這些既得利益的守護者。
戊戌變法以及商鞅變法以來的所有改革，都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一點。故而，當進行維新變革時，開官智就異乎尋常地重要。可以，官智提高的程度，決定著改革的難易和深度。而且，受幾千年中國農社會的影響，官不僅被老百姓視為決定自己命運的“衣食父母”，而且是做人的榜樣，奮鬥的目標，道德的化身。官的思想和行為往往是百姓模仿的楷模。可以毫不誇張地，官的一舉一動，極大地影響著廣大民眾的走向、道德的歸宿，乃至社會的風尚和價值觀的形成。
在中國，官始終處於社會的核心地位。所以，開官智具有牽一而動全身的決定性功能。梁啟十分形象地講：“官智開一寸，民智長一丈。”官智提高了，官場不斷淘汰有礙先進文化的東西，中國民眾素質的提高就大有希望了。(未完待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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