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春秋》本身則不是曆史學著作，乃是可貴的史料著作，因而對於研究先秦曆史、尤其對於研究儒家學以及孔子思想意義重大。因此，從史料學的角度利用《春秋》不僅符合《春秋》性質的本來，而且比將它視為“斷爛朝報”的曆史學著作更具價值。先秦諸子著作無一屬於史學著作，卻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的史實和大義因“三傳”而明，這實在是它的特點和優勢所在。
與之相反的是，《左傳》是信史。晉武帝鹹寧五年，杜預看到了汲塚竹書新現，談到有《竹書紀年》，“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人們認為“杜預從他的研究出，讀了當時新出土的《紀年》，加以比較，證明了《左傳》的正確性。”
而在這裏，就提到了《竹書紀年》一書，從杜預或者其他人的言論裏，不難看出一個觀點，就是認為《竹書紀年》的精確度還在《春秋》或是《左傳》等之上。
《竹書紀年》是春秋時期晉國史官和戰國時期魏國史官所作的一部編年體史書，亦稱《汲塚紀年》，被盜墓者不準所現的編年體史書。當時被埋藏於魏安釐王（一應為魏襄王）的墓裏。《竹書紀年》記錄了從夏朝到魏襄王之間的重要曆史事件，對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竹書紀年又與近年長沙馬王堆漢初古墓所出古書近似，而竹書紀年的諸多記載也同甲骨文、青銅銘文、秦簡、《係年》相類，可見其史料價值。
竹書紀年早在漢代時就已經散佚。79年的西晉，一個位於今日河南省的魏王墓被盜挖，盜墓者被捕之餘，亦同時讓墓裏的大批竹簡出土。當時國家對這件事情非常重視，晉武帝命令中書監荀勖、中書令和嶠負責翻譯竹簡。
竹簡長度為古尺二尺四寸，每簡四十字，凡十三篇，起於黃帝，周平王東遷後用晉國紀年，戰國時期三家分晉後用魏國紀年。期間又遇上八王之亂等多次政治紛擾，秘書丞衛恒在從事“考正”時際被殺，使整理的進度大受打擊，由衛恒的好友佐著作郎束皙續成。最後負責官員把史書紀錄的部份整理好，並將之命名為《竹書紀年》。《竹書紀年》多記晉國與魏國之事，一般將此書看成是魏國的史書。
由於《史記》采用紀傳體來記述事件，竹書紀年的出現，可以從另一角度審視史記內容，如“夏啟殺伯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曆”、“共伯和幹王位”，與史書有極大差異。
如“（殷）祖乙勝即位﹐是為中宗”，與《史記·殷本紀》等以中宗為太戊不同，但與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稱謂卻完全相合，可見竹書紀年的史料價值甚高。
所以，《竹書紀年》對史學界的震撼，在於它所紀錄的史料與《史記》所描述的不單隻內容不同，而且價值取向相異。竹書紀年描述了從夏朝到戰國時期曆代所生的血腥政變和軍事衝突，根據《史記》所記載，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年後，伊尹見太甲改過自新，便鄭重的將國家交給他。太甲複位後，沉痛接受教訓，成為了一個勤政愛民、勵精圖治的聖君。不過，《竹書紀年》對此卻有不同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後，自立為王，7年後，太甲潛回殺掉篡位的伊尹，並改立伊尹的兒子伊陟和伊奮繼承伊家。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