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統治者必須想到人民，為了人民，關心人民的利益。孟子曾：“民事不可緩也。”，針對苛政給人民帶來的苦難，他呼籲統治者要“救民於水火之中”。要求統治者實行“德治”、“仁政”，慎刑罰，薄賦斂，處理君民關係要做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甚至認為“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暴君汙吏欺榨百姓，在儒家思想中是不承認其政治地位的。
其次，命即人命，人民的意誌便是統治者合法性的唯一依據。人民有權選擇他們喜歡的君主。比如齊宣王攻打燕國，獲勝後問孟子是否應該吞並這個鄰國。孟子把人民的意願和利益作為決定條件，他：“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這明統治者必須注意傾聽人們的意見，而不能任意妄為。
第三，儒家認為民心向背決定統治者得失下，所以，統治者必須贏得民心，才能得到下。統治者不能使用武力來對付人民，應該愛民、護民，不以威攝來使人民畏懼。隻有人民自覺自願地支持，統治者才能有效地統治，國家也才能長治久安。正所謂“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作為統治者必須做到“足食、足兵、民信”，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信，“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儒家思想中一條重要的規律就是：“得民心者得下，失民心者失下。”因而“得人心”在統治策略中是遠比法律程序更為重要的因素。
儒家的民本主義是一種相當理性而早熟的思維方式，但是這種早熟的文化，對於一個在很多方麵都不太成熟的民族來，人過早從神或自然的畏懼中解放出業來，結果有可能使人滋生出毫無節製的**。沒有外在權威的幹預和牽製，人有可能毫無顧忌地充當權威，爭權奪利。這樣從結局上並不能達到愛民的目的。另外“意即民意”的觀點雖然在理論上肯定了人民的意誌是統治者行使權力的依據，是不可忽視的政治因素。但是在封建社會，由於沒有民意的選舉製度，因而任何征服者都可以在殺人盈城之後自詡為“意”。國家大一統後，百姓也無自由選擇的可能，“民意”的表達便成了問題，統治者可以作這樣的循環論：即代表“意”者必成功，成功者便必然代表“意”；既然“意即民意”，他也就必然代表了“民意”，“民意”於是淪為可以強暴的對象。
也就是，思想是具有先進性的，這一點沒有問題。但是思想的先進性不能徹底決定製度的先進性。
這一點是任何思想家都會麵臨的問題。尤其是早期儒家的那些思想家，在這方麵構建思想理論的時候，把下人都認定為‘聖人’，把理論構建在人物道德水平達到一定階段基礎上，這就好比是空中閣樓，雖然在規劃之中看似金碧輝煌甚至是高聳入雲，實則不過是海市蜃樓，鏡花水月罷了。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