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利用烽火台傳遞信息，雖然快捷，但是隻能祈禱報警的作用，很難滿足掌握敵情，指揮作戰的需要。
所以隨著戰爭的需要，從殷商時期到周朝已經主簿形成了傳遞文書的郵驛製度，丙炔與烽燧技術互為補充，相互配合使用。
據甲骨文記載，商朝時就已經有了郵驛，周朝時進一步得到了完善。那時的郵驛，在送信的大道上，每隔4裏設有一個驛站，驛站中備有馬匹，在送信過程中可以在站裏換馬換人，使官府的公文、信件能夠一站接一站，不停地傳遞下去。
在遠古時代，先民在為文明奠基的同時，亦創造了資訊傳遞的雛型。商周時期的驛遞方式已經比較完備。秦漢大一統國家形成之後，郵驛體製較為健全。唐宋時代除6驛外，水驛也大大展。元代的郵驛得到空前的展，甚至出當時世界的水平。明、清驛政也曾經為朝廷管理幅員廣闊的國土揮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近代以來，西方郵政製度和技術大為改進，與其高效率相比，中國傳統郵驛製度的種種弊病愈益暴露。明代名臣海瑞“驛遞之疲，千瘡百孔”的感慨，指出了郵驛係統的危機。清代晚期，一些有識之士遂呼籲興辦新式郵政。光緒三十二年設立郵傳部。此後，原有的驛站相繼被裁撤，並由現代的郵政運作所取代。
中亞地區曾出現過一個強大而又短暫的帖木兒帝國，是由蒙古人的後裔建立的，控製著包括現在的印度、阿富汗、伊朗等地的廣大地區。帖木兒帝國製訂了嚴格的郵驛製度，規定驛使每必須走5裏路程，而且還賜與驛使一項特權，行路中需要換馬時，不論是皇親國戚，還是尋常百姓，隻要驛使提出換馬的要求，都要用自己的馬和驛使交換，如果拒絕就有殺頭之罪。在一段時期內帖木兒的大軍開疆拓土，屢戰屢勝，與郵驛製度健全，信息靈通是分不開的。郵驛是官府的通信組織，隻許傳送官府的文件，而不允許傳送私人信件。由於生產的展和生活的需要，人們對通信的要求越來越迫切，出外經商的、做工的以及戰亂年代被迫出征的戰士和遠離家鄉逃荒避難的人們，都需要和家人親友通信。特別是各地商人，為了互相交流商情、商談貿易、寄遞帳單等都迫切需要通信。於是民間傳遞信件的業務就應運而生了。
東漢有一個著名的文學家、書法家，他的名字叫蔡邕，漢獻帝曾稱他為左中郎將，所以後人以蔡中郎稱之。在《玉台新詠》中收錄有漢代古樂府《飲馬長城窟行》一，署名為蔡邕。詩中寫道:“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這詩抒了離別夫妻的思念之情，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在民間廣為流傳，詩中的“雙鯉魚“是指用兩塊板拚起來的一條木刻鯉魚，它就是秦漢時期的信封。這種信封和現在用紙糊成口袋形的信封不同，是用兩塊魚形的木板做成的。而“素書“，就是用素帛寫的書信。“雙鯉尺素“就是漢代常見的信封和書信。這種通信形式在漢代被廣泛使用。直到唐代，人們還將尺素結成雙鯉之形，作為書信標誌，唐代詩人李商隱在《寄令狐郎中》寫道:“嵩雲秦樹久離居，雙鯉迢迢一紙書。“可見，直到唐代，“雙鯉“還是通信形式的代稱。
以當代左右時期來，在列國稱雄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不同地區的郵驛依然得到展。例如，劉備曾經經營川陝驛道交通，“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而《三國誌·蜀書·先主傳》裴鬆之注引《典略》又謂：“（劉）備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館舍”和“傳舍”，是相同的郵驛設施。魏國有詔書命令遠在河內的司馬懿趕回洛陽，“三日之間，詔書五至”。司馬懿“晝夜兼行”，“四百餘裏，一宿而至。”也反映當時郵驛十分暢通。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