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這個並不能稱之為兵種，‘勇爵’乃是爵位官職，可以是軍官而不是士兵。是莊公不欲居人之下，乃張榜求賢，得勇士九人，皆能力舉千斤、箭射七劄（即箭可以射穿疊在一起的七件薄甲），齊莊公號為“勇爵”，祿比大夫。
正是因為這裏的勇士九人為“勇爵”，才有了隨後的齊莊公將要討伐莒，並為此設立了享受五乘爵祿的勇士職位，而隻有杞梁和華周不在其內，也就是，那些“勇爵”獲得了五乘級別的車架待遇，要知道當時的情況子駕六，諸侯駕五，卿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五乘那就是莊公自己也就這個待遇。
因為這個事情，杞梁和華周兩人憤憤不平，才有了後來的爆種吊打莒人。
齊國技擊士以勇為第一要素，所以勇冠三軍成為士兵的追求，但缺少謀略，後來宴子二桃殺三士把這個缺點揮到了極至，好勇鬥狠最後也埋下了國君難於控製下屬的缺點，創立齊之技擊的齊莊王也被齊貴族崔杼殺死，後來齊閔王跟孟嚐君爭鬥導致內亂。
而荀子對秦軍商鞅的二十級軍功受爵製則有這樣一番評價：“秦之銳士，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而隸五家，是最為眾強長久。”秦軍將士有功既賞爵位，又賜田宅，可以成為軍功地主，如果不斷立功，還可不斷受賞，乃至於獲得高官厚祿，所以形成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能“最為眾強長久”。
是以荀子認為“齊之技擊不能當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遇秦之銳士”了。
講道理，以當時的社會展來，這麽並不沒有問題。不過這麽的前提條件也是有的，為什麽這話不是從別人嘴裏出來，而是從荀子嘴裏出來呢？
眾所周知，荀子開口就是性惡論，偏法家的實用現實主義，所以對他來，所謂的‘名號’所謂的‘義’並不存在驅使人類揮力量的作用，真正能夠驅使士兵的就是**裸的利，這一點在他大力推崇二十級軍功製度上麵可見一斑。
而與之相對，經常和他辯論的孟子就了一句話叫做舍生而取義者也！
所謂君子喻於義，人喻於利，雖然是孟子的理想主義道德觀，但是不可否認，共同患難、義氣深重的人還是很多的，甚至在某種社會風氣的渲染下，俠義精神更是脫利益。
當然，從辯證的角度來，義利，利義本身就是相互依存的，脫離一者去談另一者都是沒有意義的。不否認會有極端的個例，但是普適性來也就是相互依存。
哪怕是二十級軍功製度，你要純粹是領工資混吃等死，完全沒有感情的那種，也不至於。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