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之所以膾炙人口，一個很大的原因是由於在一個世紀以後，出現的吳兢《貞觀政要》一書的影響。該書乃唐太宗與臣下的問答集，通過具體的問答，對於君臣之間應有的關係、從事政治最為重要的東西等問題進行了梳理解說。
倘若要追究一下這本書的主旨的話，似乎可以這樣歸納：作為君主來說，應該怎樣對待臣下們的意見(諫言)，如何把握好分寸，推行寬容的政治；另一方麵，作為臣子則要公正清廉、不畏權勢、勇於納諫、克己奉公。後世的人們通過《貞觀政要》一書，將貞觀之治看作君主政治的理想形態。
實際上，有關這一時期唐太宗認真虛心的聽取魏徵等諫官的意見，在房玄齡、杜如晦等大臣的大力支持下執政的記載，在當時的史料中隨處可見。由此我們可以說，太宗之所以如此重視諫言政治，是因為之前有一個不聽臣下的勸諫、一意孤行而導致亡國的君主——隋煬帝。正是為了不重蹈隋煬帝的覆轍，唐太宗才身體力行，努力把自己的形象打造成為一個善政的實踐者。然而，我們如果僅僅這樣來看看待唐太宗的話，那就流於簡單化了。
唐太宗與隋煬帝都是次子，而且兩人都有並不光彩的過去：即都是通過殺死兄長才得以掌權。另一方麵，從作為皇帝的資質來看，冷靜地比較兩者，就會發現無論在把握未來的構想能力和行動能力方麵，還是在學問以及文學素養等方麵，隋煬帝都要高出一籌；作為一位統治者來說，唐太宗並沒有任何方麵超過隋煬帝。唐太宗也清楚地知道，如果不另辟蹊徑的話，自己隻能步隋煬帝的後塵。所以唐太宗遂把隋煬帝塑造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惡棍和反麵典型，並通過重視臣子的諫言這一策略，竭力在各方麵與煬帝進行對比，千方百計地打造自己的明君形象，借以洗刷因玄武門之變而帶來的陰影。
唐太宗非常在意人們如何評價自己的政績。侍從君主左右的起居舍人和起居郎負責記錄君主的公開言論以及行動，並且以《起居注》之名將記錄傳諸後世。按照當時的規定，《起居注》是不能讓君主本人看的，而唐太宗卻按捺不住想看《起居注》的欲望。
有一次，太宗委婉地暗示了此意，結果被負責編輯《起居注》的杜正倫婉拒說：皇帝的言行都要在《起居注》裏記下來，以流傳後世，請皇上專心於政務。還有一次，唐太宗又要求看《起居注》，亦被負責記錄的褚遂良拒絕。褚遂良說：“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嚐自取而觀之也！”
史官們是否能完全拒絕唐太宗的要求呢？《起居注》中所描寫的唐太宗完全是一代明君的形象，而對於玄武門之變的情況則輕描淡寫，模糊不清。由此推測，唐太宗很可能看過這些《起居注》。
與此同時，唐太宗也非常重視史書的編纂。貞觀十年，命魏徵牽頭負責編寫記載隋朝曆史的《隋書》，詳細地記載了隋煬帝的暴政以及隋末的動亂。《隋書》成書於顯慶元年(656)。在這些記錄(史書)中，唐太宗的意圖都被鮮明地反映了出來，並因此而確立起了後世對於這一段曆史的評價基準。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