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序 聞故都老輩言：承平時士大夫有不傳之秘兩事，於宋則王荊公，於清初則錢牧齋，其集皆在人袖籠內，心摹手追，口不敢道。自一切解放後，有以叔孫武叔為人範者，何論推戴信仰之本不受人幹涉乎？然牧齋若舍文學而言人品，仍不為世所崇拜。荊公則學問文章操行皆有其獨到之處，不得以主張之迄未貫徹，而並其吐棄流俗者少之；且不得以身後為群小借奉之傀儡，而並其當身之精神意氣抑之。推翻當時恩怨之論，盡情闡揚，亦反動之所必至也。柯君昌頤為《荊公傳記》一巨帙，尊荊公甚至，得風氣之所趨。商務書館既任剞劂，而工廠遭劫。事定後，其稿獨未毀，掇拾於劫灰之中，仍得印行問世。則冥冥之中，亦為積毀之荊公吐氣。蔡、楊兩年譜亦於近年盛行，皆表章荊公之應運而興者也。昌頤書來，道其稿之幸存，餘亦為之欣喜。因昌頤乞一言，以此複之。雖然，應運而興者，或隨運而轉，荊公之賢，果如日月之無得而逾矣乎？則此傳記正後人藉為評論之資，昌頤固不自以為定論也，可以見其理實而心虛矣。二十二年一月，書此既竟，時榆關擾攘逾旬，燕中人心岌岌，又與昌頤此稿初付印時相等，此則可為擲筆一歎者也。孟森敬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