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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序(1/5)

作者:魯迅字數:21676更新時間:2019-07-26 00:39:42

    一

    凡是關心現代中國文學的人,誰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學改良”,後來更進一步而號召“文學革命”的發難者。但當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開始出版的時候,卻全部是文言的。蘇曼殊的創作小說,陳嘏和劉半農的翻譯小說,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了,作品也隻有胡適的詩文和小說是白話。後來白話作者逐漸多了起來,但又因為《新青年》其實是一個議論的刊物,所以創作並不怎樣著重,比較旺盛的隻有白話詩;至於戲曲和小說,也依然大抵是翻譯。

    在這裏發表了創作的短篇小說的,是魯迅。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陸續地出現了,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又因那時的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然而這激動,卻是向來怠慢了介紹歐洲大陸文學的緣故。一八三四年頃,俄國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經寫了《狂人日記》;一八八三年頃,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蘇魯支(Zarathustra)的嘴,說過“你們已經走了從蟲豸到人的路,在你們裏麵還有許多份是蟲豸。你們做過猴子,到了現在,人還尤其猴子,無論比那一個猴子”的。而且《藥》的收束,也分明的留著安特萊夫(L.Andreev)式的陰冷。但後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製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後雖然脫離了外國作家的影響,技巧稍為圓熟,刻劃也稍加深切,如《肥皂》《離婚》等,但一麵也減少了熱情,不為讀者們所注意了。

    從《新青年》上,此外也沒有養成什麽小說的作家。

    較多的倒是在《新潮》上。從一九一九年一月創刊,到次年主幹者們出洋留學而消滅的兩個年中,小說作者就有汪敬熙、羅家倫、楊振聲、俞平伯、歐陽予倩和葉紹鈞。自然,技術是幼稚的,往往留存著舊小說上的寫法和語調;而且平鋪直敘,一瀉無餘;或者過於巧合,在一霎時中,在一個人上,會聚集了一切難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種共同前進的趨向,是這時的作者們,沒有一個以為小說是脫俗的文學,除了為藝術之外,一無所為的。他們每作一篇,都是“有所為”而發,是在用改革社會的器械,——雖然也沒有設定終極的目標。

    俞平伯的《花匠》以為人們應該屏絕矯揉造作,任其自然,羅家倫之作則在訴說婚姻不自由的苦痛,雖然稍嫌淺露,但正是當時許多智識青年們的公意;輸入易卜生(H.Ibsen)的《娜拉》和《群鬼》的機運,這時候也恰恰成熟了,不過還沒有想到《人民之敵》和《社會柱石》。楊振聲是極要描寫民間疾苦的;泛敬熙並且裝著笑容,揭露了好學生的秘密和苦人的災難。但究竟因為是上層的智識者,所以筆墨總不免伸縮於描寫身邊瑣事和小民生活之間。後來,歐陽予倩致力於劇本去了;葉紹鈞卻有更遠大的發展。汪敬熙又在《現代評論》上發表創作,至一九二五年,自選了一本《雪夜》,但他好像終於沒有自覺,或者忘卻了先前的奮鬥,以為他自己的作品,是並無“什麽批評人生的意義的”了。序中有雲——

    “我寫這些篇小說的時候,是力求著去忠實的描寫我所見的幾種人生經驗。我隻求描寫的忠實,不攙入絲毫批評的態度。雖然一個人敘述一件事實之時,他的描寫是免不了受他的人生觀之影響,但我總是在可能的範圍之內,竭力保持一種客觀的態度。

    “因為持了這種客觀態度的緣故,我這些短篇小說是不會有什麽批評人生的意義。我隻寫出我所見的幾種經驗給讀者看罷了。讀者看了這些小說,心中對於這些種經驗有什麽評論,是我所不問的。”

    楊振聲的文筆,卻比《漁家》更加生發起來,但恰與先前的戰友汪敬熙站成對蹠:他“要忠實於主觀”,要用人工來製造理想的人物。而且憑自己的理想還怕不夠,又請教過幾個朋友,刪改了幾回,這才完成一本中篇小說《玉君》,那自序道——

    “若有人問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沒有一個小說家說實話的。說實話的是曆史學家,說假話的才是小說家。曆史學家用的是記憶力,小說家用的是想像力。曆史學家取的是科學態度,要忠實於客觀;小說家取的是藝術態度,要忠實於主觀。一言以蔽之,小說家也如藝術家,想把天然藝術化,就是要以他的理想與意誌去補天然之缺陷。”

    他先決定了“想把天然藝術化”,唯的一方法是“說假話”,“說假話的才是小說家”。於是依照了這定律,並且博采眾議,將《玉君》創造出來了,然而這是一定的:不過一個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我們此後也不再見這位作家的創作。

    二

    “五四”事件一起,這運動的大營的北京大學負了盛名,但同時也遭了艱險。終於,《新青年》的編輯中樞不得不複歸上海,《新潮》群中的健將,則大抵遠遠地到歐美留學去了,《新潮》這雜誌,也以雖有大吹大擂的預告,卻至今還未出版的“名著介紹”收場;留給國內的社員的,是一萬部《孑民先生言行錄》和七千部《點滴》。創作衰歇了,為人生的文學自然也衰歇了。

    但上海卻還有著為人生的文學的一群,不過也崛起了為文學的文學的一群。這裏應該提起的,是彌灑社。它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出版的《彌灑》(Musai)上,由胡山源作的《宣言》(《彌灑臨凡曲》)告訴我們說——

    “我們乃是藝文之神;

    我們不知自己何自而生,

    也不知何為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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