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前期，一批中國思想文化界的著名人士曾先後兩次對中國戲劇作過集中的思考和討論。第一次是世紀初年，第二次是五四前夕，兩間相隔約有十餘年。
這兩次集中思考，大多已被人們遺忘。確實，這些思考都未免有幼稚和浮淺的成分，還不屬於對祖國戲劇文化遺產的縝密研究；但無論如何，這畢竟是真正的近代觀念
與傳統文化的重要遇合，包含著值得永久珍視的曆史意義。
在此以前，中國戲劇文化也經曆過不少次的變革與更替，也經受過許多理論家的評論和分析，但這一切都屬於同一文化係列中的自我調整；這次不同了，它所經受的是一種環視過世界文化的目光的掃射，它所遭遇的是一種急於想改變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焦灼情緒的衝擊。思考者對於思考對象，有點陌生感，有點異樣感，甚至，還有點威脅感。這種思考不細致、不周到，卻頗為冷峻和苛刻。祖國的命運、時代的責任都包含在這種思考中，因此作為思考的成果常常伸出戲劇問題之外。
嚴格說來，這並不是那些思想文化界的大忙人突然想到了戲劇，而是正經曆著激變的時代本身在評驗和選擇著戲劇。這個時代離今天並不太遠，那個時候所開啟的許多社會思想課題，諸如對封建主義的全麵清算、以國際性的視野來審察和保存祖國文化遺產等等，今天正在重新被提出。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本身就是同樣的問題在不同高度上的延續。因此，當我們回過頭去重溫這些問題剛剛被提出的時候各種學者的思考方式和思考深度，就會獲得許多啟發。陌生感往往會導致清醒的理性思考，傳統戲劇與新興思潮、祖國文化與域外精神最初遇合時的情景，就象人與人初次見麵時的互相端詳，是曆久難忘的，是意味深長的。
一、世紀初的第一度思考
參加對中國戲劇的第一度思考的，有嚴複、梁啟超、夏曾佑、蔣觀雲、陳獨秀、柳亞子、陳佩忍等思想文化界的著名人物，這些人的政治觀念和文化觀念有著很大的差別，但作為一個時代群體，又有接近之處。他們的這一次思考，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麵的內容：
第一，重新確認了戲劇文化的重要社會作用。
早在一八九七年，中國近代傑出的啟蒙思想家嚴複曾和夏曾佑一起為天津國聞報館合寫了《本館附印說部緣起》，申述了小說、戲劇的巨大社會效能。他們說，隻要隨便找一個路人，問他三國、水滸人物，問他唐明皇、楊貴妃、張生、鶯鶯、柳夢梅、杜麗娘，他大抵都能知道，因為這些人物通過一些傳播很廣的小說、戲劇作品而深入人心。由於小說、戲劇在語言表述上通俗、細致，在內容上能通過虛構讓人獲得滿足，因而“其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幾出於經史之上”。這樣，它們也就具有了把持天下人心風俗的功能，充分利用它們，就能“使民開化”。
近代思想家梁啟超則在著名論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具體論及了戲劇的情感刺激作用：
我本肅然莊也，乃讀實甫之“琴心”、“酬簡”，東塘之“眠香”、“訪翠”，何以忽然情動？若是者，皆所謂刺激也。大抵腦筋愈敏之人，則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劇。
由於戲劇的作用如此之大，陳獨秀作了這樣一個比喻：
戲園者，實普天下人之大學堂也；優伶者，實普天下人之大教師也。
天僇生在《劇場之教育》一文中沿用這一比喻：“戲劇者，學校之補助品也。”箸夫更是具體地說，“中國文字繁難，學界不興，下流社會，能識字讀報者，千不獲一，故欲風氣之廣開，教育之普及，非改良戲本不可”。
對戲劇的社會功能分析得最細致、最富有美學意味的，是一九〇三年發表的一位佚名者的文章《觀戲記》。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廣東惠州人，他根據自己的看戲經驗，分析了當時廣州和潮州的戲劇形態的重大區別。他認為，戲劇風格是由山川風俗陶鑄成的，但反過來又給風俗人心以強有力的影響。“廣州受珠江之流，故其民聰明豁達，衣冠文物，勝於他土，然智過則流於詐偽，文多則流於柔弱，此其蔽也；惠潮嘉以東，稟山澤之氣，故其民剛健猛烈，樸魯耿介，勝於他土，然過猛則戰鬥時作，過介則規模太隘，此其蔽也。”由此熏染，在戲劇領域中，“廣州班似於尚文，潮州班近於尚武；廣州班多淫氣，潮州班多殺氣”。這兩種傾向都有弊病，要去克服，還得靠戲劇來感染。作者指出：
夫感之舊則舊，感之新則新，感之雄心則雄心，感之暮氣則暮氣，感之愛國則愛國，感之亡國則亡國，演戲之移易人誌，直如鏡之照物，靛之染衣，無所遁脫。論世者謂學術有左右世界之力，若演戲者，豈非左右一國之力哉？中國不欲振興則已，欲振興可不於演戲加之意乎？
顯而易見，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強調了戲劇感化人心的重要作用，這與此前許多戲劇理論家的類似強調，有時代性的差別。例如，湯顯祖也曾論述過戲劇具有校正人的僻性、使人趨於健全的功能，但卻沒有、也不可能與中國的振興聯係起來。在振奮普通大眾之心的基礎上來振興中國，這是一個近代化的命題。由於要振奮的是普通大眾之心，振奮的目標又比較遙遠、比較根本，因而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戲劇這一最有效的精神陶冶工具。但是，這種根據近代需要所作的論述，卻又是以中國戲劇以往曾經起過的作用為基點的，也就是說，近代命題的提出立足於對中國戲劇文化曆史作用的評價。
第二，評價了中國戲劇文化的社會積極性。
這些世紀初學者中持論比較公正的人，都肯定了中國戲劇文化起到過的積極社會作用。他們幾乎都說，中國普通百姓的曆史感、是非觀，在很大程度上由戲劇給予。例如，愛國的革命派人士陳佩忍從比較狹隘的反滿思想出發，對中國戲劇曾經和正在起到的社會作用作了很高的評價。他認為，在中國社會的茫茫苦海中，戲劇曾帶來了無窮的精神慰藉和精神力量：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