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
唐代文人最為自由，隻是突如其來的社會動蕩使他們每個人都狼狽不堪，不知所措。而宋代的情況就大為不同了，傑出的文人常常會擔任重要的官職，麵對社會接連不斷的動蕩，他們似乎早就有多種思想準備，包括捐軀，包括毀滅。
我前麵說過，宋代空前絕後地把一些最高等級的文化大師放到了最高等級的行政職位上，這就出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很少遇到過的“高烈度冶煉”，也讓中國文化承受了一次奇特的考驗。對於這個題目，我本來覺得可以輕輕放過了，但昨天一想，還應該再談論幾句。因為這在中國文化史上，也是一種特殊的範例。
讓頂級文化大師擔任頂級行政職務，這個曆史現象，你們平時想過沒有？對於這幾個文化人，你們有什麽印象？
羅璞：
就說王安石吧，僅憑“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這兩句，就已經可以確定他在詩歌領域的地位了，但他的曆史名聲主要建立在行政改革上。王安石變法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這個變法在世界曆史研究者的心目中具有重要地位，任何一本曆史書都不可能忽略。
呂帆：
司馬光不僅會“砸缸”，還是個傑出的政治家。他對王安石的變法一直持反對態度。他說“先王之法不可變也”，我們姑且稱他為保守派吧。另外，司馬光也是非常厲害的史學家，主持編撰了大部頭的《資治通鑒》，我至今還沒看完呢。而相對於司馬光和王安石，蘇軾的政治立場比較擰，林語堂說他專門在政治上唱反調。新黨實行改革的時候，他覺得改革過激了；舊黨上台了，他又覺得推翻了改革措施不好。記得秋雨老師曾經說過，蘇軾死在政治上，生在文化上，這很貼切。
王牧笛：
還有一個人我們不能忽視，就是範仲淹。他的“慶曆新政”還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從今天看，他應該算是一個平民偶像吧，從小家庭貧困，後來勤學苦練終於當到了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他的“慶曆新政”主要是針對當時腐朽的官僚政治，可惜過於激烈，最後被仁宗皇帝給廢除了。
餘秋雨：
這樣的頂級文人一旦從政有一個共同特點：文化上的成就使他們非常固執，對一係列社會理念很難動搖。他們不像一般的政治人物那麽長袖善舞，左右逢源，結果各種矛盾就因他們而更加複雜了。
範仲淹想在原有的官僚體製裏進行改革，當然很難成功。王安石已經看到了範仲淹的失敗，便吸取教訓，從經濟體製改革入手。這個大文人實在是一個不錯的改革者，他能夠考慮到“青苗法”，在**和農民間建立了龐大的債權關係；還有“免役法”，即資金和勞役的替代法，這就更大膽了。這些改革使國家富裕了，卻讓許許多多地方財團非常惱火。要全麵執行這些法令，當然需要一個強大的官員團隊，這使王安石遇到了很大的麻煩。皇帝一會兒支持他，一會兒聽到好多反對意見後又不支持他，過一陣想想不對，再去支持他。王安石就這樣被折騰來折騰去。
對於司馬光，我們不要簡單地說他是保守派。司馬光知道宋代的問題很大，但正因為大，就更要“守常”。他認為，對已有的結構不要變動得太激烈，避免讓整個社會產生心理危機，加劇動蕩。這樣的思維方式當然與王安石的截然不同，於是兩方麵的對立就產生了。
司馬光比王安石大兩歲，他們幾乎像兄弟一般地交往過，後來完全是因為在革新觀念上的差異而成了“政敵”。但是，兩方麵都不存在要把對方消滅的意圖，這就是君子之爭。但不幸的是，他們同時遇到了一個麻煩，身邊都有一個極被信任的小人，這也是君子常常遇到的困境。王安石身邊的那個人叫呂惠卿，司馬光身邊的那個人比較有名，就是蔡京。這兩個小人把事情全攪渾了，把變法變成了兩個人的情緒爭鬥。雙方都無法實施自己的政治抱負，變成了一筆三翻四覆的亂賬，結果隻能是兩敗俱傷。這就是一切“小人事件”的共性，又是一切君子之爭的悲劇。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