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英文寫作的不被美國主流出版界接受的事實，使她意識到母語寫作的重要性。也許美國真的不是她追尋文學夢的最終舞台。她感到她還是屬於中國的，最起碼，在香港彈丸之地，她的作品還可以輻射到東南亞各國崇尚中華文化的華僑讀者群中去。於是，在1961年10月，她隻身從美國飛往香港，在闊別了這座城市六年之後，終於又踏上了這片昔日為她所熟悉的土地。這裏有她高中求學的年歲的印記，也有她的文學夢可以肆意滋長的華語題材的深厚土壤。
她首先到了台灣——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文化根基深埋其中的一片樂園。這裏可否接受她，容納她呢？還會否有她的一席之地呢？
有肯定是有的，因為她是新文學當之無愧的祖師奶奶。可是，嫉妒與惡語中傷的文藝界人士容不下她。一個年齡比她還大的女作家，因為害怕她的重返文壇會動搖自己的地位，寫文章嘲諷她是過了氣的老人，古董，不該再度出山。她在這裏，首先得到的不是熱心讀者的歡迎，而是台灣狹小文學空間中文人相輕的輕慢刻薄的詛咒。看來，在台灣，上了位的文人騷客裏，也有人並不是什麽良善之輩，否則輕易上不來。即使美國人出於她作品的文化局限性和商業價值方麵的考慮，而不接受她的英文作品，但最起碼打開天窗說亮話。可是華人的世界呢？又是另外一番爾虞我詐，翻雲覆雨的景象。她見到的還少麽？她筆下的曼茵父親那樣的人，終究是絕跡不了的。
她在香港與台灣之間兩地奔走，狼狽地寄人籬下。文人自來清高，但她現在連清高的資本都沒有。正如凡·高死後才出名一樣，她也隻有在死後，才給出版商們留下近億元的經濟收入。文學作品得到社會最終認可，經受住重重考驗的時間遲滯性，使古今中外任何真正的文學藝術大家，沒有在生前過得十分富足的例子。如果你富有，你反而成不了最偉大、最優秀的作者。
但她考慮的不是這些，而是丈夫賴雅的病。想給丈夫治病，她就需要賺錢。小時候她並不缺錢，缺少的是愛。如今，為了這唯一水乳交融的親情和愛情，她可以承受經濟的重壓，而且一向承受得住。無論當初對胡蘭成，還是現在對賴雅，隻要男人給她一個與子偕老的希望和信心，她就不惜用終日勞作的辛苦換取的廉價收入，來支撐起兩個人生活的屋脊。可是，她並不是宋靄齡，不是女商業巨頭，她是張愛玲，一個女文人。文人一向收入不固定，在純文學與生計的雙重壓迫下，過著不知被什麽所奴役和囚禁的悲苦生活。但她可以承受，不留一滴脆弱和不值錢的眼淚。
然而當得知丈夫再度中風，卻沒有足夠的錢買回程的票的時候，她卻流下了悲慟的淚水。這裏麵有屈辱，有不甘妥協和敗陣的倔強，更有對生活深深的失望和對丈夫無盡的思念、牽掛的重壓。無奈之下，她隻得打算先到香港，賺一筆錢之後再回美國，好為丈夫治病。
她接手的第一個任務，是為宋淇所在的電影公司編寫電影《紅樓夢》的劇本，一旦被采用，可以得到近兩千美元的稿酬。她想，這些錢也夠我跟賴雅在美國開銷一陣子的了。於是傾力寫作，從早上十點一直寫到淩晨一點，經常為了寫作而累腫了手腳。這時她的身體健康也是每況愈下，卻還要承受一個作家巨大的、耗費心力的工作量。然而她全然不顧自己的病痛，每當一想到丈夫熟悉的身影，周身就仿佛被上海公寓裏的小電火爐烤得通紅溽熱。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