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是應日本的改造社之托而寫的，原是日文，即於是年三月，登在《改造》（1）上，改題為《火，王道，監獄》。記得中國北方，曾有一種期刊譯載過這三篇，但在南方，卻隻有林語堂，邵洵美，章克標三位所主編的雜誌《人言》上，曾用這為攻擊作者之具，其詳見於《準風月談》的後記中，茲不贅。
《草鞋腳》是現代中國作家的短篇小說集，應伊羅生(HIsaacs)(2）先生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選出，他更加選擇，譯成英文的。但至今好像還沒有出版。
《答曹聚仁先生信》原是我們的私人通信，不料竟在《社會月報》（3）上登出來了，這一登可是禍事非小，我就成為"替楊邨人氏打開場鑼鼓，誰說魯迅先生器量窄小呢"了。有八月三十一日《大晚報》副刊《火炬》（4）上的文章為證--調和紹伯--讀《社會月報》八月號"中國人是善於調和的民族"--這話我從前還不大相信，因為那時我年紀還輕，閱曆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調和的，我就以為別人也和我一樣的不肯調和。
這觀念後來也稍稍改正了。那是我有一個親戚，在我故鄉兩個軍閥的政權爭奪戰中做了犧牲，我那時對於某軍閥雖無好感，卻因親戚之故也感著一種同仇敵愾，及至後來兩軍閥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調和了，彼此過從頗密，我不覺為之呆然，覺得我們親戚假使僅僅是為著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後來又聽得廣東Ａ君告訴我在兩廣戰爭後戰士們白骨在野碧血還腥的時候，兩軍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樓時常一道打牌，親翱逾常，這更使我大徹大悟。
現在，我們更明白了，這是當然的事，不單是軍閥戰爭如此，帝國主義的分贓戰爭也作如是觀。老百姓整千整萬地做了炮灰，各國資本家卻可以聚首一堂舉著香檳相視而笑。什麽"軍閥主義""民主主義"都成了騙人的話。
然而這是指那些軍閥資本家們"無原則的爭鬥"，若夫真理追求者的"有原則的爭鬥"應該不是這樣！
最近這幾年，青年們追隨著思想界的領袖們之後做了許多慘淡的努力，有的為著這還犧牲了寶貴的生命。個人的生命是可寶貴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寶貴，生命犧牲了而真理昭然於天下，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渾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
後者的例子可求之於《社會月報》。這月刊真可以說是當今最完備的"雜"誌了。而最"雜"得有趣的是題為"大眾語特輯"的八月號。讀者試念念這一期的目錄罷，第一位打開場鑼鼓的是魯迅先生（關於大眾語的意見），而"壓軸子"的是《赤區歸來記》作者楊邨人氏。就是健忘的讀者想也記得魯迅先生和楊邨人氏有過不小的一點"原則上"的爭執罷。魯迅先生似乎還"噓"過楊邨人氏，然而他卻可以替楊邨人氏打開場鑼鼓，誰說魯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苦的隻是讀者，讀了魯迅先生的信，我們知道"漢字和大眾不兩立"，我們知道應把"交通繁盛言語混雜的地方"的""大眾語"的雛形，它的字匯和語法輸進窮鄉僻壤去"。我們知道"先驅者的任務"是在給大眾許多話"發表更明確的意思"，同時"明白更精確的意義"；我們知道現在所能實行的是以"進步的"思想寫"向大眾語去的作品"。但讀了最後楊邨人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眾去根本是一條死路，那裏在水災與敵人圍攻之下，破產無餘，……"維持已經困難，建設更不要空談。"還是"歸"到都會裏"來"揚起小資產階級文學之旗更靠得住。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