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說兩軍師的奏疏，原因建文皇帝敕令新舊文武諸臣會議朝儀，行到各郡開府，廣谘博訪，呂師與高鹹寧出鎮在外，未便懸議。況且歸於帝師裁正，更無可以讚助高深。倒因本朝刑書太繁，賦役太重，二者皆屬治平要務，均宜厘正，以為一代製度。從來英雄之見，大略相同，先經移文會商定了，於建文二十一年春三月聯名上奏。如今先說刑書怎樣更正。其書略曰：臣聞禮者禁於未然之前，刑者施於已然之後。倘未然者不可禁，則已然者不可不治。故禮與刑，二者乃聖人馭世人之大權也。本朝創國之始，禮儀製度、刑律典章，亦既詳且備矣。雖然，禮可過於繁，而刑不可或繁也。劄之在下者，或可繁；而禮之在上者，亦不可太繁也。茲承皇帝陛下睿鑒及此，已奉敕旨廷議因革外，臣請得以刑書論之。古者五刑：墨、劓、剕、宮、辟；今之五刑：笞、杖、徒、流、斬。其重與輕，大相懸殊。豈古聖王不仁之甚，而必欲殘刻人之肢體，以快於心哉？夫刑罰重，則民畏而犯者少；刑罰輕，則民狎而犯者多。夫斷者不可複續，民未有不感激涕位，而日遷於善者，是刑一人而使千萬人懼也。所以虞、夏、商、周，皆相傳而不變刑措之風，於焉為甚。自漢至唐，遞加損革，肉刑遂皆廢盡，而後世之犯法罹罪者，百千倍於往昔，何也？笞、杖、徒、流，無損於身，不足以懲其奸也。在良民之誤犯法者，猶知自省。若奸狠之徒，則多甘心而故犯，犯而受刑之後，反若加了一道敕書，為惡滋甚。天下之民惡者日多，而良者日少，不可謂非法之使然也。其弊至此，烏可不思所以更變之哉？
— 笞罪宜革也。聖王之世，法網寬大，些微過犯，何足加罪？《虞書》①，鞭作官刑，樸作教刑，原在五刑之外，但施之以鞭樸而不名為罪，以其所犯者輕也。是故定爰書者，方謂之罪，罪乃重矣。今之笞罪二十者，折責止數板；杖罪至一百者，折責不過四十板。而酷吏之鞭樸人者，動輒至四十、五十，即再越而上之，亦無界限。是有罪者刑之甚輕，而無罪者刑之反重。顛倒若此，亦何所用其笞刑也哉？
—軍、流二罪，均宜革也。夫移於衛籍者，謂之軍。生子若孫，無異於民。徙於遠方者，謂之流。生子若孫，仍為土著。王者四海一家，軍民一體，安在家於故土者，謂之良民，而徙於遠方者，便謂之罪人乎？安在占於民籍者，謂之良民，而移於軍籍者便謂之罪人乎？且為惡之人，豈有於此地能為惡，而移於彼地便能為善乎？豈有於民籍則為惡，而改於軍籍竟能為善乎？是誠不可解也。夫宦遊與流寓之人，多隨處偽家，離其故上有二三千裏，甚至四五千裏者，曷嚐不與流罪相若哉？
—六贓內“常人盜”一款，所當革也。夫監守盜者，原係有職之人，監守官物而反侵沒入己，推其心為欺上，論其罪屬故犯。非盜也，而名之曰盜，是深惡之詞，所以計贓之多少，而定其罪之輕重。若常人之盜在官之物與盜民間之物，推其心，不過鼠竊狗偷，均之盜也。今常人盜之，律與枉法贓同科，八十兩便絞；竊盜之律與不枉法贓同科，至一百二十兩乃絞。所犯本無以異，而律則大有攸別，特為上者所重在貨物，故並其罪而重之耳。昔漢文帝為三代以下之賢君，有人盜去太廟玉環，必欲誅之，而廷尉張釋之論止罰金，且雲：“若盜長陵一杯土，其罪又當何以加諸？”嗟乎！釋之之論罰金雖過於從輕，然止以盜論，而不以盜官物為重於盜民間之物，則其義當矣。後之人君，若漢文帝之以怒動誅者，正恐不少，而欲求刑官如釋之之犯顏直諫者，恐千載而不可得一二。則莫若並常人盜之名色而革之，元分官物與民物，總入於竊盜同科為善乎？
— 竊盜以贓定罪之律，亦所當革也。
《春秋》之法，首重誅心，彼為盜者得贓雖有多寡之殊而原其為盜之心則一。若必以贓數定罪，則輕者不過笞杖，重者乃至於絞。何以同一盜心，而罪之懸絕若是？夫不幸而得贓，少者猶幸，而罪甚輕，其盜心固不容已；即不幸而罹重罪者，①《虞書》——《尚書》組成部分之一，相傳是記述唐堯、虞舜、夏禹等事之書。
猶幸而得贓多，其盜心亦斷不肯止。是則生之、殺之，皆不足以勸懲其後。要知偷兒之入人家，必盡其所取而後己，烏得有詭避夫絞罪，而兢兢焉以一百二十兩之內為準則乎？故計贓定罪，但可施之於枉法；不枉法以事取人之財者，斷不可加之於為盜者也。
—坐贓致罪，尤所當革也。夫所謂坐贓者，不過寮寮①饋送之禮與上下交接之儀，其間吉凶慶吊、幣帛往來，雖聖賢亦不能免。孟氏雲：“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