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第二封信上呈之後，仍如石沉大海。韓愈更是氣急敗壞，遂又有《後廿九日複上書》。此信用很大篇幅拿當時的宰相與古之周公做比：周公輔佐周成王，求賢若渴，“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捉其發”，惟恐冷落了人才，因此，“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國家治理得非常好，所以後人至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如今你們三位在相位已經三年，天下是否已經治理得很好？即使你們今天不能像周公那樣吐哺捉發去對待人才，也該引而進之，而“不宜默默而已”。這不僅是說時相遠不及周公，而且是直斥他們不作為。信的最後說：古代之士多重於“自進”，是因為當時“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這個國家不用，就到另一個國家去，有的是選擇空間，不會在一棵樹上吊死。而“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就是說，如今隻有一個皇帝，隻有一個唐朝，離開唐朝，就出國到夷狄之邦了，所以今天的有道之士，如果不能進於朝廷，那就隻好入山林當隱士；而當隱士，都是“獨善自養”“不憂天下”之人，如有憂天下之心，就決不會當隱士。意思很明白：我韓愈一不出國去事夷狄，二不入山林當隱士。我不但是人才，而且有“憂天下之心”。我的唯一出路就是入朝做官。我之所以“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就是因為“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就是說，就怕你們不引薦我。
前後四十天左右，接連呈上三封信，陳述自己的誌向，訴說自己的苦衷，孜孜求仕，以期有意外的成功。這三封信均為求人引薦的幹謁文字，後人對韓愈求仕的躁急多有微詞，認為他是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其實這種認識並不全麵。三封求人之作，不但全麵而深刻地闡述了國家廣泛吸納人才的重要性和宰相在這方麵應承擔的重要責任，而且淋漓盡致地抒發了他對科考“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的強烈不滿，對社會不公、宰相不作為的憤慨不平，也代表了像韓愈一樣的一大批孤立無援之士的共同呼聲，是典型的鳴不平之作。三篇文章，理由堂堂正正，氣勢咄咄逼人，感情強烈，慷慨悲歌，不見有多少搖尾乞憐之態，倒不乏猖狂恣睢之氣，絕非一般幹謁文字能比，也非一般庸碌之人所能為。
長安之大，容不下一個韓愈；官位之多，沒一個屬於韓愈；求諸宰相，宰相屍居祿位，不予理睬。山窮水盡的韓愈，隻能“懷書出皇都，銜淚渡清灞”，無可奈何地結束了長安十年的求仕生涯，鬱鬱東歸。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