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一個十分開放的社會，文化和文學都十分繁榮，但也有一種極壞的風氣，就是在士大夫中有一種恥於從師求學的狂妄風氣。
貞元十八年（802），韓愈出任國子監的四門博士。四門學的學生兼有下層貴族和平民的子弟，而“博士”隻是一個學官，為從七品上，地位和待遇都不高。韓愈對此並不太滿意，因為離他“以救世為事”的理想目標差距太遠，但他是一個忠於職守的人，對這個教授的工作還是盡心竭力的。
由於韓愈的文名日漸遠揚，又在京城這人文中心任學官，所以國子監的學生，以致社會上的青年人，來向他請教的越來越多，而韓愈則是有求必應，有問必答，有信必回，對年輕人如何進德修業、寫作古文等，都是循循善誘，諄諄教誨。他的弟子中多是年輕的晚輩，但也有和他“年相若”，甚至年長於他的，但韓愈對凡是登門求教者，一律稱為弟子，從不避諱師弟子的名分，而這無疑觸犯了社會上那些恥於以弟子自居人的信條。於是就有人起來攻擊韓愈。韓愈深感有整頓一下這種不良風氣的必要，於是寫下了《師說》一文，這一下就招來了更為強烈的攻擊和謾罵。當時的情況，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有生動的記載：“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辱，收招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成群地聚集在一起責怪和謾罵），指目牽引（用手指畫、遞眼色、互相拉衣角以示意），而增與為言辭（添油加醋惡意評論），愈以是得狂名（被認為是瘋子）。”
韓愈理直氣壯當老師，寫了一篇勸人從師求學的文章，竟遭到如此激烈的攻擊和謾罵，其根本原因是他的言行與當時的社會陋習背道而馳。韓愈在《師說》一文中針對社會積弊，係統地闡述了為師之道、求學之道、師弟子關係等觀念。
文章一開頭就指出：“古之學者必有師。”接著就明確提出擇師的標準，或者說是老師的職責：“師者，所以傳道（傳授儒家的思想、學說）、受業（傳授學業知識）、解惑（解答道、業兩方麵的疑難問題）也。”並進一步指出：“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有惑則必從師，充分肯定了從師求學的必要。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