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節 桃柳二妾

韓愈在《醉贈張秘書》一詩中說：“長安眾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識醉紅裙。”在這首寫給好友張籍的詩中，他批評了京城長安的“富二代”們隻知山珍海味，胡吃海喝。文人飲酒，談詩論文，本為雅事，而這些玩鬧們根本不懂文字之飲，隻知道和歌女們戲謔。這個批評，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今天，都是善意的，無可厚非的。然而，沒想到他也被世人抓住“把柄”，說他是偽君子，也“未忘情於紅裙”。 他的把柄就在於他有兩位小妾。宋人王讜在其《唐語林》中遂編出一段故事：“韓退之有二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絕句雲：‘風光欲動（初春）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特別冷）。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蓋有所屬（有其用意）也。柳枝後逾垣（跳牆）遁去（逃跑），家人追獲。及鎮州初歸，詩曰：‘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隻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放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這就成了後人說韓愈晚年有聲色之好，未忘情於紅裙的主要依據。 其實，這不過是後世好事文人編造的一則桃色新聞而已。 韓愈有沒有兩位小妾？確實有。柳枝是否逃跑了，韓愈專寵絳桃？似乎不是。張籍在《祭退之》一詩中，談及韓愈臨終臥病的情況：“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公疾浸日家，孺人視藥湯。”可見韓愈臨終前仍有二侍女為其彈奏解悶和服侍其生活。有人據此便大驚小怪：有兩位年輕侍女，還不是好聲色？這些人是缺乏起碼的常識。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中說得好：“夫唐世士大夫之不可一日無妾媵之侍，乃關於時代之風俗，自不可以今日之標準，為苛求評論。”在唐代，皇帝可以“後宮佳麗三千人”，達官顯貴家裏“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像韓愈這樣的高官，有兩位侍妾，實在不算一回事。當然如在今天，不要說兩個，就是有一個，也該蹲監獄。何況，唐代文人的習俗，我們也不可不知：飲酒、狎妓，幾乎是他們的必修課，無此兩項，似乎就不算得一個合格的文人。如果我們以今天的法律和道德標準要求唐代的知識分子，那麽，詩仙李白、詩聖杜甫也都得進入違法亂紀、道德不良者之列，何論韓愈？了解了這些，我們就會大大淡化對這個問題嚴重性的認識。 再談王讜所引韓愈的兩首詩。王讜所引第一首詩，是見於韓愈文集的《夕次壽陽驛書吳郎中詩後》，可見是韓愈對吳郎中詩的一首和詩。是說自己初春即奉命離京，至春半到河北壽陽驛，天氣仍十分寒冷，所以巷柳未綠，園花未花，所能看到的隻是馬前的一輪清冷明月，顯然是一首寫景詩，而被王讜附會為思念二妾的豔詩。認為韓愈奉詔宣撫王庭湊，不思重任在身，而想小老婆，不但思想境界不高，而且有褻瀆王命之嫌。第二首詩見於韓愈文集的《鎮州初歸》。韓愈不辱使命，圓滿完成任務，提前返京，心情非常不錯。詩中說自己回京，街頭已楊柳依依，隨風婀娜，而後園桃李未殘，尚在開放。說明自己回京之速，春景猶在。而也竟被王讜附會為柳枝不老實跳牆逃跑，韓愈欣慰尚有絳桃忠於自己。把韓愈這兩首通過寫景來反映自己心情的詩作附會為豔情之作，故事編得有聲有色，不明真相的人還覺得入情入理。其實這也都是小說家之流、好事文人編造桃色新聞的慣技。 韓愈也是人，七情六欲乃人之常情。韓愈批評“富二代”“惟識醉紅裙”並不說明他是個禁欲主義者。韓愈盡管有兩位侍妾，但他在唐代的官僚士大夫中，生活作風應算是相當嚴謹的，至於一些豔情傳聞，小說家姑妄言之，聽者不妨一笑置之。